2024年10月26日，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成功举办第二届“礼学与制度”青年学者工作坊。来自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与科研院所的30余位学者与会，每位学者都宣读并评议了论文，10余人旁听了会议研讨。本次工作坊议程明快，论题集中，分为两个分会场。经过一天的学术研讨，在“先秦礼制和礼经文献”“礼学与郑玄”“两汉六朝礼制与政治”“宋代以降之礼制”等四个方面，取得诸多学术进展。

一、先秦礼制与礼经文献

先秦礼制与“三礼”经文是后世制度建设与礼义阐释的基础。出土材料的不断出现，极大地丰富、深化了学界对早期礼仪的发展轨迹以及经文之生成、纂辑历程的理解。李卿蔚（清华大学）《祼礼仪节与“鬯”“齐”“酒”名义考辨》一文结合出土材料与传世文献，考辨祼礼仪典流程的发展历程、“祼”字形义、“五齐”“三酒”功能与用法，指出周人对“齐”“酒”实行两种截然相反的判断标准，将“祭神”和“奉人”之物分开，是礼制发展成熟的标志之一。梁睿成（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清华简〈大夫食礼〉〈大夫食礼记〉与先秦礼书流传》对比出土材料与《公食大夫礼》，指出此两篇出土材料具有一定的楚礼特征，并兼有三晋风格。这些“仪礼”类文献可以为早期经、记关系和成书年代问题提供新的思考。张小虎（嘉兴南湖学院）《战国秦汉出土文献所见祝祷文本的制作与流变》指出先秦秦汉时期官方通过一系列手段对祝祷仪式进行规范。甲骨文、金文中的“册”带有通用礼仪文本的性质。秦汉官方通过制作律令，对祝祷仪式进行专门规定。与此相应，民间巫祝也试图通过制作各种祝祷文本，为民间祝祷仪式提供参考。

对传世文献进行更为深入的梳理，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研究方法的总结、反思与探索，是推进礼学研究不断深入、经义阐释不断丰富的必由之路。任慧峰（武汉大学）《〈仪礼〉〈周礼〉乡射礼正名》指出郑玄据《周礼》解说《仪礼》，遮蔽了对乡射礼的正确认识。后世儒者在郑注基础上建构起以宾兴贤能为核心的周代地方行政特色，其实是对《周礼》乡野分治设想的误解。清代以来“以经解经”已成为学者共同奉行的法则，但由于缺乏史学知识的支撑，许多“贯通群经”的成果反而阻碍了对经文本身的理解，这是今日治经学礼学需要警惕之处。袁茵（南京师范大学）《公冠礼冠服仪节钩沉》针对“公冠四加”问题，详细梳理传世文献相关记载，详考各家异同优劣，清晰呈现诸侯四加之冠服仪节与士冠礼的异同。她还结合历史材料，指出春秋战国诸侯冠礼在成人的意义之外，更具有明确君臣之分以及彰显诸侯对国家统治权力的意义。吴剑修（武汉大学）《〈论语〉“冕者”“冕衣裳者”为散斋之尸考》考辨前人对《论语》中《子罕》《乡党》两篇“冕衣裳者”“冕者”的相关论说，认为“冕者”不应指大夫，而应指服大夫之服的尸。另外，据孔颖达《礼记正义》对“尸弁、冕而出”的解释，尸在散斋时犹可出门治事，则孔子所见“冕者”“冕衣裳者”应是散斋之尸。

丧服学号称繁难，是礼学重要组成部分。丧服制度不仅是古代社会结构与人际关系的外在反映，围绕丧服相关议题的争论，更是经学思维方式的集中呈现。与会学者围绕丧服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腻的考辨。黄铭（重庆大学）《论同父异母昆弟之服制》考察了同母异父昆弟服制的几种经说，并依据母服系统中“尊尊”与“亲亲”的边界关系，讨论同母异父昆弟的制服原理，否定了“从服母党”说与“无服”说，又将“继父推定”说划归为另一个体系，最终确定“亲者属”说为最合理解释，即由“母子一体”推出“昆弟一体”而制服大功，但“为父后者”为同母异父昆弟无服。刘斌（河北大学）《丧礼成服前之变服考论》通过详细考察三《礼》经传以及郑玄注，探明各个爵级之丧在始死至成服之间变服的整体面貌，归纳不同爵级成服前各环节的变服日期、仪节以及具体服饰变易情况，指出整个变服体系就是丧礼不同节点服丧者哀敬之情的外化表现。朱明数（武汉大学）《〈杂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解》尝试用新的方法分析经说，指出学者围绕此话题产生的纷争，就其最底层来看，是一个语言识解问题。郑玄略嫌迂曲的注文基于特定识解，意在为文本赋予结构逻辑，而东晋贺循等基于错误的郑注文本，又因主观识解而构造的奇特论证，在南朝隐然成为一种既定的“语境”，左右学者的解读。

二、礼学与郑玄研究

自汉末以来，“礼是郑学”已成定论，多篇参会论文涉及对郑玄“三礼”注的研究与利用。赵想（黑龙江大学）《郑玄对“孔子诗次”的诠释与复原》从《诗经》研究补充了郑玄的形象。她通过对郑笺、《诗谱》、诗序等材料的深入解读，指出郑玄对“孔子诗次”的诠释和推考有其自身逻辑，他并非欲以文献实证的方法考原《诗经》古本旧次，而是通过建立《诗》学诠释体系来推衍“孔子诗次”，更着意于孔子的微言大义。

对“三礼”礼义的揭示，对学术史脉络的反思，以及更为深刻高明的学理化论说，也散见于与会学者的论说之中。李志刚（湖北师范大学）《悲欣交集：上古中国人生礼仪中的情感困境与纾解》关注冠礼、昏礼等有“嗣亲”“著代”之义的人生礼仪，发掘行礼者幽微复杂的心理情感，以及丧礼吉凶转换过程中情感与理智的争斗。他指出，相关礼仪的安排，既“缘情制礼”，能揭示与表达这种人性深处的幽微与情感困境，又能“称情制文”，用仪式予以节制和纾解。聂涛（南京师范大学、金陵科技学院）《论沈彤〈仪礼小疏〉与清代礼学研究汉学范式的转型》通过对具体礼学家的研究，引入对清代学术史既有论述的反思。他指出，沈彤在汉学初起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其《仪礼小疏》推重经学，并自觉驳敖尊郑、注重训诂典章和比经推例，堪称清代礼学转型的典范之作。对《仪礼小疏》的深入研究，可在传统上偏重江永、戴震一系的单线叙事之外，展现清代礼学更丰富的面貌。

三、两汉六朝礼制与政治

礼制是国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政治仪式的集中呈现，与中国古代的政教理念、政治文化关系密切。秦汉是帝制时代的开端，奠定了中国古代国家的基本范型，也是帝制时代礼制的发轫与形成期，“汉家制度”“汉魏故事”是两千年来历朝制度之因革损益的蓝本。故此，秦汉礼制一直为学者所关注，也是近年的热门议题。

“周秦之变”是中国古代国家制度、政教理念与政治文化的一大转捩点。汉代政教体系即奠基于此，并集中体现于经典及其诠释。汉代经学尤其重视《春秋》与《孝经》，纬书《孝经钩命决》称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前者为汉帝国设定最高宪条，后者则规范从天子到臣民的日常行为与伦理道德。本次会议上，学者围绕这两部经典展开深入探讨。高瑞杰（上海师范大学）《论“天子一爵”与“圣人有父”——从文明论的视角谈起》从宏观角度揭示“天子一爵”和“圣人有父”这两个重要经学议题背后的政教意涵，指出圣统经五帝三王至孔子而终结，治统又秉持孔子垂教而自孔子展开，六经的历史实践形成了经学史。在此过程中，汉代经学因经历周秦之变、秦汉之变而最为复杂，既沾溉宇宙论秩序，又有经孔子创制而精神突破的痕迹。李旭（暨南大学）《周秦之变下的两汉政教意识——从“天人三策”到〈史〉〈汉〉书志》深入分析两汉政教意识之变，指出董仲舒“天人三策”与司马迁《史记》八书本于《春秋》之义，其政教理路由内而外、由近及远。西汉末年刘歆、王莽则据古文经典复古改制，遭遇失败。东汉班固惩于前失，其《汉书》十志力矫迂阔虚诞之弊，重构古制图景，开郑玄、杜佑制度礼乐之学的先河。吴天宇（中央民族大学）《从河间到中央：论西汉前中期〈孝经〉的“传行”与“献上”》回到西汉历史语境，指出《孝经》“经典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存在“从河间到中央”的动态过程，是儒生释经与朝廷抉择共同作用的结果，是汉代官方思想与政治文化演变的侧面反应。不宜将两汉重《孝经》宽泛归结为王朝“以孝治天下”或“尊儒”的结果。

皇帝制度肇始于秦汉，皇帝成为二千年来中国古代官僚体系与政治机器的核心构件，皇帝礼仪是皇帝权力及其相关政治文化的外在表现，也是礼制史研究的焦点问题。关于皇帝即位，日本学者西嶋定生提出汉代“即天子位”与“即皇帝位”之区别，遭到学界反驳。石瑊（湖南大学）《汉代“即天子位”补议》指出《续汉书·礼仪志》“即天子位”虽非具体仪式环节，但确实存在于汉代人观念中。先君入殡，三公奏言表达“即天子位”之内涵，天命从先君转移至新君，西嶋所确立的“天子”—“皇帝”分析框架仍有价值。禘祫是皇室宗庙礼制的核心内容，王尔（中国人民大学）《两汉禘、祫礼制之演变》详细分析了西汉韦玄成、匡衡，东汉张纯等人的禘祫礼议，厘定两汉禘、祫名实演变的脉络，指出东汉初年所定禘祫礼制蕴含明帝以来相信本朝法统相对独立于西汉，本朝、西汉世系各别、各自绵延的政治文化构建。东汉末年的礼制变动表明彼时观念有变，不再认为本朝法统独立于西汉王朝。耕桑礼（籍田与亲蚕礼）是皇帝、皇后亲行之礼。白坤（内蒙古大学）《中国古代耕桑礼研究的现状、问题及展望》提出应引入性别视角，突破制度史与经学史之藩篱，关注技术史与考古学的最新成果，对耕桑礼进行通史性考察。

除此之外，与会学者还从法制史、民俗学、美学等角度考察两汉六朝礼仪。冯闻文（江南大学）《出土文献所见秦汉季节性火禁及相关问题研究》搜集出土文献中的火禁材料，发掘火禁所具有的礼仪、法制与民俗内涵。张跃月（武汉大学）《西汉礼制与司马相如赋的美学理想》指出司马相如赋体现了西汉辞赋“以大为美”“化简为繁”“劝百讽一”的美学特点。西汉礼制与赋体文学共同表现大汉帝国的美学理想，实现了“礼”与“美”的二重奏。覃力维（武汉大学）《〈南齐书·礼志〉王俭释奠议析论》剖析南齐王俭释奠礼议，抉发其精心排纂词语与文本的目的，指出东汉以降孔子祭祀的多重面向以及公私张力。这些成果生动体现了礼制史研究的多重面向与丰富的可能性。

四、宋代以降之礼制

本次工作坊的另一集中议题是宋代以降之礼制。多篇文章聚焦宋代礼制，从各个具体礼仪事项切入，围绕宋代以来的历史变动，将相关研究推进到更为深细的境界。“唐宋变革”是学者长期讨论的核心话题。在礼制领域，从唐到宋，礼制“下移”，国家礼制逐渐渗入各级士庶阶层。另一方面，民间礼制实践、佛道二教的仪轨也形塑了国家礼制。上、下交融互动，形成宋代礼制复杂多变的面貌。

与会学者从多个角度抉发唐宋礼制之变，这些变动具有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第一，世俗理性精神的突显。冯茜（重庆大学）《北宋宗庙制度之变：从皇帝太庙到群臣家庙》指出，汉唐帝王始祖或悬拟圣王，或攀附高门。与之相比，北宋僖祖赵朓出身平凡，在血缘世系上真实可溯，宋初时人即将僖祖视为太庙立庙始祖，并随后以始祖身份取代太祖，正位东向。北宋皇帝到臣僚的宗庙体系也褪去分封制色彩，形成以孝道伦理贯通上下的等级结构，构建起从天子到士庶在孝道伦理上的同一性。第二，佛道宗教的影响。李明真（中央民族大学）《知识·仪式·政治：援道入儒与王钦若的郊祀改革》指出北宋景德二年郊祀改革，道教科仪全面渗入国家最高祭祀，圆丘从祀星神具有了道教星君身份，圆丘成为儒道二天二神的象征，彰显皇帝不仅受命于天，也受道于圣真。天书时代礼仪与政治的序幕由此拉开。第三，皇权强化与草原传统的输入。范云飞（武汉大学）《“即位”何以成“礼”：宋元以降即位的“礼典化”》指出，三礼经典和汉唐各朝礼典仪注中并不把皇帝即位单独设为一项典礼。宋元以降，随着皇权强化、草原传统的影响，礼制实践层面的皇帝即位完成“礼典化”。另一方面，经学家在尚书学、春秋学、礼学等领域也逐渐形塑即位的礼义，并在其中寄寓对皇帝权力、政治结构的不同想象。第四，制度本身具有合并和简化的倾向。袁晶靖（苏州科技大学）《宗祀代郊：两宋明堂礼制嬗变的经学考察》指出，两宋明堂礼与南郊亲祀逐渐趋同，在主祀神、配享帝和配祀理论等方面，明堂礼的学理特质逐渐流失，其严父配天的意义也被消解，这导致明堂礼失去独立存在的价值。简言之，从唐到宋，国家礼制逐渐呈现出世俗化、理性化、简单化、三教交融、上下互动的特点。

受王安石“新学”影响，两宋礼制也有复杂变化。孙逸超（上海师范大学）《北宋元丰以后的群臣祭服制度》聚焦唐宋之变与元丰改制，指出元丰改制以杂压中的官位和复合身份为原则，依据《周官》奇数章旒数列重新分等，衮冕以上成为皇权之象征。政和年间提出的偶数旒冕承自王安石、陈祥道等人的新学学说，南渡后正式进入王朝礼制实践。由此完成了爵本位下身份分等的冕服体系向官本位下场合分等的祭服体系的转变。谢继帅（聊城大学）《想望太平：宋代〈周礼〉经筵进讲考论》指出，宋代《周礼》经筵进讲均以“资治”为目的，往往与当时政治动向有关，从最初侧重参考郑、贾注疏到尊奉王安石“新学”，最终趋于平实简易。

宋代以降，国家礼制从中央到地方、从华夏到四夷逐步推行，由此产生中央与地方、中国与域外的互动。中国古代孔子祭祀有从曲阜、京师向天下州县扩散的历史进程。侯婕（南京师范大学）《“中央—地方”礼教互动的一个剖面：江苏庙学建设历史与祀孔实践的方志书写》指出，方志文献为地方孔庙建设和祀孔礼制提供了连贯性、地方性的书写，是“中央—地方”礼教互动的一个观测点。梳理江苏历代方志相关材料，可揭示地方政治文化认同从“循道”到“尊王”的演变，明确不同历史时期地方对中央礼制政策的实践情况和地方官绅的矛盾心理，反应地方依托孔庙祭祀对文教事业的促进、对学风的影响。古宏韬（南通大学）《江户日本地理学者的中国礼制研究——以长久保赤水〈礼记王制地理图说〉为中心》指出，中国儒学在日本江户“实学”风潮中扮演重要角色。长久保赤水《礼记王制地理图说》将实学考察与儒家经学、中国古代制度之学联系起来，并与日本制度文化相结合，反映日本社会经济与民生矛盾，显示江户实学与中国古典学问、经济学、地理学之间的复杂关系。

本次会议为每一位发言人有针对性地安排了评议人。在讨论交流环节，参会学者对礼制的世俗化、传世材料与出土材料的使用方式、经学建构与历史真实的对观互证、“唐宋变革”、中国古代皇帝即位与皇帝权力之性质等问题进行深入而真诚的交流。在闭幕式环节，南京师范大学袁茵老师、中国人民大学王尔老师分别对两个分会场做出学术总结。

“礼学与制度”青年学者工作坊是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开展制度文化史研究的重要一环，主要面向全球从事礼学研究的青年学者，本次活动是该工作坊的第二届，以年轻化、多元化、新面孔为宗旨，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化繁为简，崇实弃虚。参会学者表示，于湖山之间论学取友，增益学问，收获友谊，乐何如之。在开幕致辞中，我中心主任杨华教授表示，将一如既往支持该项活动，将其办成全球同类青年学者切磋学术、思想碰撞的重要园地；同时将以“大礼学”的理念团结更多的青年学者，将其办成青年学者们增进友谊和共同成长的重要平台。我中心范云飞、朱明数、张跃月等几位青年教师组织了该次活动。（朱明数、范云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