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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简报2006年第3期(总第23期)

☆“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及《“封建”考论》出版座谈会召开

☆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发布会

☆中心举办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中心举办"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陈文新教授主编十八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广受学界和媒体关注

☆学术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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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暨《“封建”考论》出版座谈会召开

10月14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武汉大学社科部、武汉大学出版社联合主办的“封建社会”再认识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珞珈山庄胜利召开。会议以《“封建”考论》出版为引,以“封建社会”再认识为题,展开深入、热烈的研讨活动。

《“封建”考论》是我校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的新著,于今年2月由武汉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发展了冯天瑜早年著作《中华文化史》中的见解,对“封建”概念的历史沿革和中西对接与错位作了系统梳理,主张用“宗法地主专制社会”概括由秦迄清二千余年的中国历史。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武汉大学著名史学专家刘绪贻教授、华中师范大学校长马敏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郑大华研究员、清华大学张国刚、张绪山教授、南京大学中国思想家研究中心许苏民教授、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赵德馨教授、湖北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刘玉堂研究员、德国爱兰根大学方维规教授、日本东北大学中岛隆藏教授、湖北大学何晓明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院长郭齐勇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院长张建民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尚永亮教授、武汉大学历史学院陈锋教授、杨华教授、罗运环教授、敖文蔚教授、陈勇教授、徐少华教授、王雪华教授、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吴根友教授、武汉大学文学院陈文新教授等40余位海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武汉大学党委书记顾海良出席会议并讲话。他高度赞扬了冯天瑜教授“严谨治学、求真求实”和“持之以恒、求新求深”的治学精神。会上,刘绪贻、张国刚、马敏、中岛隆藏、方维规、张绪山、许苏民、赵德馨等知名学者高度评价《“封建”考论》对于中国古代史、现代学术史及史学史的反思意义,认为《“封建”考论》将历史概念的辨析和史学理论的建构很好地结合起来,是一部融思想性和学术性于一炉的精品力作,确立了史学研究的新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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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副主任陈文新教授主编《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发布会

11月11日,《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武汉大学等全国10多所高等院校共同完成的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于2006年11月11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张庆善、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湖南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建国、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党组成员、国家版权局副局长阎晓宏、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周慧琳、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潘云鹤、中央委员、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朱建刚等先后致词或讲话,高度评价该书的出版。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教育部原副部长、政协委员朱新均,德国爱兰根大学教授方维规、北京大学教授刘勇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叶君远等领导和北京地区著名专家、学者,出席座谈会的还有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与湖南人民出版社其他负责人以及与武汉大学社科部、文学院负责人。《中国文学编年史》总主编武汉大学陈文新教授介绍了该书的整理编纂情况以及体会。

《中国文学编年史》共十八卷,其历史跨度上起周秦,下迄当代,跨越数千年,全书以编年的形式对数千年的中国文学史进行了立体呈现,规模宏大,字数总计达到1400万字左右。该书是武汉大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以及国家“985工程”“中国传统文化及其现代转型”创新基地重大项目建设成果。由全国10多所高等院校的博士生导师和专家共同完成,由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文新任总主编,其编纂历时六年,2006年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 2006年10月底由湖南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

与会专家学者对《中国文学编年史》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套编年史的出版是标志性、工程性的成果,是对国家重大文化工程的贡献,将嘉惠学林,其功德无量。其一,该书填补了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空白,具有极大的创新价值。用编年体展现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此前仅有少数几种,先秦、宋、元、明、清、当代等部分长期处于空缺状态。编纂一部从先秦到当代、体例统一而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学编年史》,这是第一次。国学大家冯其庸认为这部著作“无论从时间跨度上,还是从其历史意义来看,都可谓文学史界的万里长城。”其二,该书在归纳文学发展现象、探讨文学发展规律、创新学术体系和科研方法方面提供了大量原创性成果,开阔了对中国文学的观照视野,是反映时代风貌的厚重成果,对中国文学学科的发展必将起到显著作用。其三,该书注重学术性与工具性相结合,既保证了所有编年内容都有据可查,又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文学史发展进程,其多重功能将给中国文学研究者提供诸多便利。其四,该书的出版有助于克服浮谈无根的空疏学风,为学术界树立良好的学术研究榜样。与会专家学者呼吁学术界学习这部耗时六年的著作认真考证、实事求是、精打细磨的作风和精神。

武汉大学副校长胡德坤教授在发言中对陈文新教授等编纂人员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这套巨著同该校近几年推出的《故训汇纂》、《康德三大批判》全新译本等大部头的学术成果一样,作者都是潜心治学多年、不畏艰辛、不懈努力;学术团队精诚合作、脚踏实地、甘于奉献。在他们身上,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锲而不舍、坚韧不拔的学术意志,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学术勇气,严谨求实、厚积薄发的学术作风,团结协作、和衷共济的学术风范,为我们树立了学术精神的典范。他表示武汉大学在致力于把学校建设成为国内外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的进程中,将进一步弘扬这种优良的治学精神,继续营造良好的有利于学术发展的环境,推出更多的学术精品。

与会专家学者还高度评价了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与湖南人民出版社筹集巨资出版这套巨著的非凡的出版眼光和从事重大文化工程的巨大魄力。

会后,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新华日报、文汇报、浙江日报、文学报等数十家媒体均在显要位置刊发了报导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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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

11月28日-30日,由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文学遗产》编辑部、武汉大学文学院、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黄冈师范学院文学院等单位联合主办的“中国文学编年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座谈会”,在武汉大学、黄冈师院隆重举行,著名学者卞孝萱、邓绍基、黄霖、陈平原、刘跃进等与会,《中国文学编年史》总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应邀介绍了该书编纂情况。会议主要包括如下三方面内容:

一、《中国文学编年史》编纂宗旨及特点的说明与探讨

陈文新教授指出,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史写作中,纪传体一枝独秀。编年类的著作,则虽有陆侃如、傅璇琮、曹道衡、刘跃进等学者做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仍有大量空白。与纪传体相比,编年史在展现文学历程的复杂性、多元性方面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但在时代风会的描述和大局的判断上,则远不如纪传体来得明快和简洁。作为尝试,《中国文学编年史》在体例的设计、史料的确认和选择方面采用了若干与一般编年史不同的做法,以期在充分发挥编年史长处的同时,又能尽量弥补其短处。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在时间段方面,设立了阶段和时代。其二,不仅重视作家的作品和他所做的事情,也重视他说过的话,重视他和友朋之间的通信记录等。因为这样的一些“言”,有时候能够简明地把文学史的某些现象呈现出来。其三,在政治、经济、军事史料之外,特别重视文化史料。因为文化对文学发展的影响更为内在,也更具有全局性。《中国文学编年史·晚清卷》主编、中南民族大学文学院的王同舟就该书在采用新体例时要解决好的几个关键问题作了说明。《中国文学编年史·清前中期卷》主编、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鲁小俊通过抽样分析,证明该书是建立在深入普查文献的基础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元代卷》主编、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余来明博士指出,文学编年史的编撰,使我们在把握文学发展的具体历史语境时更有发言权。《中国文学编年史·周秦卷》主要撰稿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韩高年教授结合周秦文学的编年,谈了该书在先秦文学研究方面的一些创获。

二、《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价值和意义

中华文学史料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所长刘跃进认为:文学研究正在逐渐分化,这种分化意味着当前文学研究面对的困境。回归文学批评,回归中国传统,从丰富多采的文学史的探索中,逐渐提炼出有中国特色的文学理论的框架,这是我们摆脱困境的一条重要出路。《中国文学编年史》以煌煌十八卷的篇幅,从先秦到当代,将中国文学相关资料重新编排下来,全景式地展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历程,为我们进一步思索重大学术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它的出版,展现出一个新的学术前景。南京大学的卞孝萱先生称,由于此书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实用价值,不但被教育部列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大项目,还被列入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获得国家“985”项目资助。从历史意义来看,誉此书为中国文学史上一座高耸入云的丰碑,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国务院古籍整理领导小组成员邓绍基先生说,《中国文学编年史》是规模空前的大型著述,嘉惠学林,功德无量,并称赞该书徵引详博、抉择多酌。武汉大学吴志达教授说:《中国文学编年史》规模宏大,文献详实,体例精当,其意义不在司马光编《资治通鉴》、毕沅编《续资治通鉴》之下。

与会学者还从不同角度探讨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实用价值。中国国家图书馆《文献》常务副主编张廷银认为,《中国文学编年史》不但对文学史研究有重大价值,从文献学的角度看,确定作品的创作时间,对确定作品的真伪也有重要参考价值。美国伊利诺伊大学东亚系的韩瑞亚教授称,该书对国外的研究和教学有重要价值。韩瑞亚教授还结合自己的研究方向——明清志怪小说研究,谈了《中国文学编年史》的重要意义。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郭海文则结合自己在历史系和中文系的教学实践,肯定了《中国文学编年史》出版的重要性。

三、关于中国文学编年研究的理论思考

北京大学教授、中国俗文学学会会长陈平原认为,在文学史写作中,应当使纪传、编年、专史这三驾马车相互协调。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所副所长王瑷玲教授指出,近年来的一些文学研究趋势,也影响到了文学史的编写。如:“接受美学”和“文学生产”的观念;对“物质文化”研究的重视;从性别视角进行研究;跨文类研究;重视新材料,不仅注意精英文化,也重视通俗文艺的材料,等等。这些研究趋势,在《中国文学编年史》中都有所体现。陕西师范大学霍松林教授认为,编年史以中国文学为本位,以史料为基础,可以有效地阻止西方文学观念对中国文学事实的简单阉割,它的大规模采用,标志着中国文学研究经由螺旋式上升的历程进入了一个新的境界。鲁小俊认为,如何在关注众多文学活动的同时“回归文本”,是文学编年史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中国文学编年史·隋唐五代卷上》主编、山东师范大学刘加夫认为,文学编年史的编撰者应当用“全、准、精”的标准来搜集运用史料,以兼具“才、学、识”三长的标准来鞭策激励自己。黄冈师范学院吴晓峰教授谈了“新时期文选学研究的编年问题”。

在会议闭幕式上,教育部重点研究基地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黄霖教授从如下三个方面作了总结:一、文学史是什么。在回顾中国文学史编纂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黄霖教授指出,陈文新教授主编的《中国文学编年史》,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借鉴了现代的观念,同时有所创新。文学史尽可以百花齐放。二、编年史怎样编写。才、学、识都是治史的基本条件。在编年史中,学与识的问题尤为重要。“识”对编年体而言,就是在博的基础上取“精”的问题。编年史的作者应在这方面下大功夫,注意引用史料的准确性。三、《中国文学编年史》是中国文学史的一个标志性成果,是中国文学史著作中的一部“《通鉴》”。它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是第一部文学编年的通史;2.具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和资料价值;3.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于:这是一次在立足传统、借鉴西方基础上革新文学史编写模式的有益尝试,而且会推动文学史的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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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举办“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

12月16-18日,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和(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主办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武汉大学召开。此次会议,是2005年在日本京都举行的“东亚诸概念国际学术会议”的继续与拓展。参加此次会议的有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南京大学、上海同济大学、上海师范大学、扬州大学、河北大学、西南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大学、湖北省社科院、湖北省作家协会,(日本)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基督教大学、爱知大学,(德国)埃尔兰根大学、(美国)加州大学等单位专家和武汉大学文、史、哲诸院系教授,共70余位学者,提供较高水平论文60余篇。

“语义学”是研究词语意义的学问,我国传统称之为“训诂学”,清儒将其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今天研习的“语义学”,承袭训诂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又较之偏重古典语义的“训诂学”探讨领域更为宽广,更具现代语用性,包括语音与意义的关系、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语义构成的因素、语义演变的法则等多个层面都在其研讨范围。与会学者多由个案考察入手,也有的在综合论析上用力,都是试图从历史的纵深度和文化的广延度考析词语及其包蕴的概念在古今转换、中外对接间生成与演化的规律。陈寅恪先生“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的名论,昭示了“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精义。探讨时下通用的关键词的演绎历程,其意趣并不止于语言文字的考辨,透过运动着的语言文字这扇窗口,我们看到的是历史文化的壮阔场景,而关键概念的准确厘定,又关系着各个学科的健康发展,因为每一学科领域的现代化进程都是用该学科的术语加以界说的。所以,历史文化语义学既反映着诸学科的进展,又是诸学科进展须臾不可脱离的。

人类社会从中古走向近现代,经历着一个从农本到重商、从分散到整体的发展过程,伴随世界统一市场的逐步形成,各民族、各国度之间交往(包括物质交往、精神交往、语言交往)的广度与深度,有着空前规模的展开。这种交往的主要动力源,曾经是率先产生资本主义的西欧和北美(合称西方)。西方借助创造工业文明获得的优势,用商品、资本、武力等物质力量征服异域,并将西方精神传播全球。作为西方物质文明、精神文明表达工具的西方词汇,特别是作为近代诸学科发展产物的西方术语,随之散布天涯海角,形成覆盖世界的“西方话语霸权”,非西方民族与国家对此作出既拒且迎的双重反应。汉语汉文是有着深厚历史积淀、独树一帜的语文,在迎受西方语汇的过程中,虽然有过“深避固拒”的表现,但大势则是“兼收并蓄”,在收、蓄间又呈现出十分错综的状貌。仅以对外来概念的译述方式而言,不仅有音译,还更多地意译。汉字意译的方式,除创制新词(如哲学、美学、体育等)对译外来词外,更多地是借用汉字古典词(如革命、共和、科学、封建等),以之作为“格义”工具,引申其原意,以译述外来概念,这就导致复杂的概念古今转换、中外对接问题。概念在中—西—日之间的转换、对接中产生的诸多纷繁多致的语文演绎状态及其所包蕴的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正是历史文化语义学所着力研讨的对象。

古汉语词汇在古义、西义以及今义之间发生转换,既有以“西”铸“中”的情况,同时又有以“今”度“古”的例子。许多充当诸学科关键词的汉字新语,词形和词意大都受到中国因素和西方因素的双重影响,日本因素也参与其间。通过将时下“日用而不辨”的术语置于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予以辨析,在追溯汉字新语源流的基础上展开中—西—日文化三边互动的复杂图景。通过这种寻流讨源,汉字新语的文化内蕴将徐徐呈现,作为近现代文化的思维纽结的新概念,其生成机制、发展规律将得以逐步彰显。

近现代流行的诸如“科学”、“民主”、“自由”、“文学”、“艺术”、“封建”、“资本”、“新闻”、“物理”、“化学”、“革命”、“共和”、“政党”、“阶级”、“权利”、“知识分子”等许多关键词的确立,都是在古今演绎、中外对接的语用过程中实现的,而这一过程所发生的语境变迁,昭显着“历史”流程与“文化”内涵。正是“历史”与“文化”,提供了语义生成与演变的生态条件,只有将语义的形成与迁衍置于历史的、文化的背景下加以考察,方能获得真解。“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讨正从这里展开。

此次会议以“历史文化语义学”为题旨,会议议题围绕历史文化语义学的基旨、近现代中-西-日文化互动间概念的涵化与误植等方面展开,尤其是通过对诸学科的一批核心术语的深入考析,达成对概念史规律性的把握。会议在和谐共融的氛围中进行,与会代表对“历史文化语义学”研究领域的相关问题进行了积极探讨,在宏观的理论建构和微观的个案考察的结合上,有所创获。这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历史文化语义学”逐渐被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工作者注目,并展示出这门切关宏旨的学问方兴未艾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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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文新教授主编十八卷《中国文学编年史》广受学界和媒体关注

☆11月30日,《长江日报》第一版以显著位置刊发消息《6年修成“万里长城” 首部< 中国文学编年史>问世》。

☆12月1日,《湖北日报》以显著位置发表《填补文学史重要空白——< 中国文学编年史>问世》《一部文学通史的震撼》,篇幅达4000字。

☆12月6日,《新京报》以长达2000字的篇幅发布消息《中国文学编年史问世》。

☆12月12日,《光明日报》发表著名学者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先生的长篇书评《我观十八卷本< 中国文学编年史>》。

☆12月13日,《中华读书报》发表著名学者、南京大学教授卞孝萱的长篇书评《文学史上的丰碑——< 中国文学编年史>》和美国学者韩瑞亚教授的长篇书评《从两个角度看<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价值和意义》。

☆12月,《文学评论》2006年第6期刊发《中国文学编年史》书影和《中国文学编年史》简介。

☆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12月31日,对十八卷本《中国文学编年史》的出版给予关注的媒体已达40余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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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12-16日,郭齐勇教授应韩国成均馆大学的邀请访问该校,出席了该校主办的“儒教经典和17世纪东亚儒教思想”国际学术会议。成均馆大学有六百余年的历史,东亚儒学研究是该校的强项。郭教授于14日就会议主题之一的儒家经典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在大会上宣读了论文:《戴震的孟子诠释的创获》。郭齐勇教授作为武汉大学哲学院院长兼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主任,乘此次出访的机缘,与成均馆大学东洋学部长兼儒教文化研究所所长吴锡源教授共同签署了中国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韩国成均馆大学东洋学部之间,以及武汉大学孔子与儒学研究中心与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所之间的两种国际学术交流协议书,旨在促进双方学者与学生的交流互动与合作。

28日,罗运环教授在湖滨大厦,作为楚文化专家出席省文化厅和省社联主办的“湖北农村基层文化建设研讨会”,作了题为《论免征农业税后的乡村文化建设》的发言。

29-30日,徐水生教授参加了由湖北省政府主办的“海峡两岸炎帝神农文化”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

7月29日—8月5日,谢贵安教授参加由中国明史学会、黑龙江大学、牡丹江师范学院举办的“明清以降东北亚区域历史演进学术讨论会”。会议地点在哈尔滨市、牡丹江市和俄国海参崴市。在会上提交《从边缘到中心:明清实录对东北历史观察视角的转换》论文,并在大会第一天作中心发言。

8

13日-18日,陈文新教授应邀赴哈尔滨参加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会议论文《论汉魏六朝笔记小说的叙事风范》受到关注。《光明日报》、《文学遗产》刊发的《第三届中国古代小说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评》重点引用了其学术观点。

19日-23日,陈文新教授应邀赴山东东平参加罗贯中与《三国演义》《水浒传》国际学术研讨会,其会议论文《论< 水浒传>题材及价值内涵的多元性》受到好评。山东大学袁世硕教授评述说:“几篇解析、诠释小说文本的思想和艺术的文章,角度多样,切入点不同,都比较新颖,分析论述得比较深切,迈进了一种新境界。”在诠释《水浒传》的论文中,第一篇便举《论< 水浒传>题材及价值内涵的多元性》为例。

9

13-16日,应徐水生教授邀请,日本同志社大学吉田谦二教授来中心讲学,于9月14日的“日本人的心性”、15日的“日本人的理想与美国人的梦”两场讲座。

17-18日,吴根友教授出席由武汉大学哲学院主办的“启蒙与世俗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从‘明清之际’价值观念的变化看现代性的内在张力》。

22-24日,陈伟教授出席第一届古文字与古代史学术讨论会(台湾中研院史语所主办),发表论文《楚人祷祠记录中的人鬼系统以及相关问题》。

23-24日,杨逢彬教授出席由国家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大中国文字研究与应用中心主办的“汉语国际推广及汉字应用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运用语法训释甲骨文字词义的几点心得》。

25日,陈伟教授在台湾大学中文系演讲,题为“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越塞阑关’诸令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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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日,罗运环教授赴深圳特区,出席“《马王堆帛书书法大字典》国家级专家研讨会”,作了题为《隶书的起源与吴巍< 马王堆帛书书法大字典>的意义和价值》的发言并参与了《马王堆帛书书法大字典》鉴定工作。

21日下午,郭齐勇教授应邀为本校经管学院工商管理及会计硕士生400人作人文演讲《儒商》。

19—24日,谢贵安参加由江西上饶师范学院、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举办的朱子学与上饶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历史文献学第27届年会,作为第二小组三场分组讨论中的两场主持人及第二小组向大会汇报的总结发言人。会上发表《朱熹修纂〈宋高宗实录〉考论》论文。

24日,郭齐勇教授在长沙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应邀为清华大学卓越班经理人才50多人讲“《论语》、儒家与企业管理”。

26-27日,郭齐勇教授应中国哲学史学会与南昌大学的邀请,在南昌大学出席中国哲学史学会2006年年会暨“中国哲学的地域性与普世性学术研讨会”,并作主题报告:《中国哲学史》导言。

27日下午,郭齐勇教授在南昌大学应邀为大学生200余人演讲《中国哲学与人生境界》。

28-30日,郭齐勇教授应复旦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在复旦大学出席“哲学教育与现代世界”国际学术会议,宣读论文:《武汉大学的中西比较哲学试验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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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日,昌切教授应邀出席在法国巴黎Saint-Denis召开由Paris University 8和Tokyo University联合主办的Historical Denials and Memory-Work国际学术会议,提交论文《Experiences of Body,Memorie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and Narration of Enlightenment》。

1-3日,郭齐勇与胡治洪两位教授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与香港法住文化书院的邀请,在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出席“唐君毅思想与当今世界”研讨会,联名发表论文《唐君毅哲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

2-3日,李维武教授应邀出席由安徽大学哲学系主办的2006年中国现代哲学专业委员会年会暨“中国哲学的现代转型”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20世纪中国哲学传统与21世纪中国哲学发展》。

3-5日,陈伟教授出席“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际学术论坛:简帛学论坛”,发表论文《张家山汉简〈津关令〉“越塞阑关”诸令考释》。

4日,罗运环教授在东湖滨馆,作为楚文化专家出席省政协主席王生铁主持的接待全国政协副主席罗豪才座谈会,作了题为《楚金文楚简帛与楚文化》的发言。

4日,李维武教授应邀出席由华东师范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等联合主办的“当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特征、问题和研究方法”学术研讨会。

4-6日,徐水生教授参加了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在上海举行的“当代中国人精神生活”学术研讨会,并提交论文。

8-10日,陈伟教授出席中国简帛学国际论坛(2006),发表论文《简大王泊旱》新研。出席会议的还有刘国胜等人。

9-11日,吴根友教授出席由南京大学思想家研究中心主办的“社会转型与思想文化变迁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明晚以降解放女性的思想》。

13-15日,陈伟教授出席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十六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发表论文《竹书〈仲弓〉词句试解(三则)》。

12-16日,罗运环教授赴广州参加“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第16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作了题为《楚简所见禅字考辨》的发言。

17-18日,李维武教授在广东佛山市图书馆、中山市图书馆、南海市图书馆等单位作《从重私德到重公德——— 中国道德重构的一种思考》的学术报告。

20日晚,郭齐勇教授应华中科技大学喻山国学社的学生的邀请,到该校东九楼为130余学生演讲《国学与现代化》。

23日,郭齐勇教授应经管学院邀请,全天为一个EMBA班40余人讲传统儒释道与管理哲学智慧。

24—25日,吴根友教授出席北京纪念中华孔子学会主办的“儒家传统的修身理念与人格塑造”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明清时期新人格理想》;

25日,郭齐勇教授应金华市经营管理研究会的邀请,全天为近百名企业家讲传统文化与企业家精神。

30日下午,郭齐勇教授应本校城市设计学院的邀请,为该院教工演讲“传统哲学的人文精神”。

☆中旬,徐少华教授前往广州暨南大学出席“中国历史地理国际学术研讨会”,并作了“楚秦汉苍梧郡建置、地望及相关问题考述”的大会发言。

☆丁四新教授应邀出席在台湾大学举行的“体知与儒学”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养气与养性:早期先秦儒学相关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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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晚,郭齐勇教授应中央民族大学哲学与宗教学系的邀请,与有的专家共同为该校同学讲《儒学与当今世界》。

8日-11日,谢贵安参加由肇庆学院、肇庆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第一届利玛窦与中西文化交流研讨会”,在第一天的大会上作《利玛窦“送礼”初探》的学术报告。

8日下午,吴根友教授与校社科部共同组织了首次“珞珈青年学者跨学科论坛”,并针对论坛的主题——和谐世界和谐中国作主题发言。

12-14日,吴根友教授出席深圳大学主办的“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道义论—兼论荀子的“圣王观”及其对王权合法性的论述》。

14日,郭齐勇教授应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与澳洲国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邀请,在深圳大学出席“中国哲学建构的当代反思与未来前瞻”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以“内在超越”为中心的思考》。

13-15日,陈伟教授出席由香港大学等主办的“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究会”,发表论文《〈三德〉與〈鬼神之明〉校讀》。

15-16日,郭齐勇、吴根友教授应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的邀请,在该校出席“中国哲学研究方法论”讨论会,郭齐勇教授宣读论文《中国哲学的自主性与哲学对话》。

16-17日,谢贵安参加由武汉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历史文化语义学国际学术研讨会”,会上发表《从英法德意俄美汉译国名的演变看中国人对西方列强的认知过程》一文。

19日上午,郭齐勇教授应武汉市人事局的邀请,为武汉市人事系统处长培训班讲“人文经济与和谐社会建构”

21-23日,郭齐勇教授应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的邀请,在该校出席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复办大典,并出任该国学研究院学术委员会委员。

21日晚,郭齐勇教授应厦门大学国学院的邀请,为哲学系研究生讲《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对中国哲学的意义》(国学讲座之一)。

22日下午,郭齐勇应厦门大学国学院的邀请,为该校大学生讲《当代新儒家:人物与思想》(国学讲座之一)。

22-24日,李维武教授应邀出席由苏州大学哲学系主办的“首届长三角中国哲学论坛”,提交论文《构建和谐社会与当代中国哲学》。

☆9-12月,应郭齐勇、吕有祥教授邀请,日本东北大学中嶋隆藏教授前来讲学,为期3个月。中嶋教授讲一门课“隋唐道教”并作演讲两场。

☆彭富春教授在湖北省人大、襄樊人大、湖北省统战部等单位作关于社会主义道德观的演讲。

☆彭富春教授在海军工程大学、武汉商贸职业学院、武汉大学继续教育学院等单位作关于和谐社会的演讲。

☆彭富春教授在武汉科技学院作关于艺术的演讲。

☆上中旬,徐少华教授带领几位博士生前往湖北的钟祥、宜城、南漳、襄阳等市县境内,与当地业务人员配合,进行了为期2周的田野考古和地理调查,考察各地的地理环境、古文化遗址和遗物,并走访当地的群众与专业人员,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2006年9月至2007年1月,罗运环教授主持第6期楚简原著通读。通读《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五)》,参加通读的有:2006级先秦两汉史方向、中国文化史专业、历史地理学专业、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华中师范大学区域文化史方向等相关博士生、硕士生。

☆按合法程序,经过推选,我中心郭齐勇教授当选为新一届国际中国哲学会(ISCP)会长,任期自2006年2月1日至2008年1月31日。该学会于1975年创立于美国,其常设机构仍在北美。郭齐勇受命与同事们一道组织2007年6月下旬在武汉大学召开第15届国际中国哲学大会,并担任主席。

☆国家教育部布告,经推选,我中心郭齐勇教授出任新一届教育部高等学校哲学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任期自2006年至2010年。郭先生是第二次担任此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