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中心召开校内全体专兼职人员工作会议

○ 冯天瑜、陈锋二教授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专访笔谈

○ 我中心召开2002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彭佩尔（T.J.Pempel）和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Peter Zhou) 博士一行来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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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光明日报》2002年1月10日发表了我中心陈锋教授的专访文章。全文如下。

历史教育与人的现代化

主持人：本报记者 蔡闯

嘉宾：武汉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生导师 陈锋

记者：历史学作为“国学”或“国粹”曾有过辉煌，但也有过危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日益加快的今天，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依然十分重要。但这个“重要”，似乎已停止在某个界面上了。

陈锋：记得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曾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这是就传统社会而言，因为梁启超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有一个注脚：“二百年前，可云如此”。可见在梁氏时代讲这样的话已底气不足。但不管怎么说，从总体上看，史学的繁荣还是一直延续着。1977年恢复高考，我报考武汉大学历史系，那时的“历史”要比“政治经济学”等学科吸引人。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史学危机”已经成为一个讨论的术语了。

我认为，史学的过度繁荣与萧条都不是正常现象。历史学有它的特殊性，是向后看而不是向前看。但这并不意味着历史与现实没有关联，可以超然物外。鲁迅先生就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通常，历史被看作是导向现在的一个连续的因果进程，历史学者的职责，除了对历史现象进行描述和解释外，就是架起历史与现实间的桥梁，使历史与现实衔接起来，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相互照察。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精神文明和人的现代化更为迫切，从优秀的历史传统中汲取营养，进一步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而且，当人们的物质生活达到一定的水准后，当人们追求精神休闲和提高文化素养时，历史可能会被更多的人光顾。在这一趋势下，历史学有可能适度转热。

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人的精神层面的现代化比物质层面的现代化更难实现。实现人的现代化，离不开文化素养、道德情操、价值追求、爱国情怀等要素，而历史教育恰恰在这些方面有其独特的功用。因此，现代化进程越是加快，史学研究和历史教育越应该受到重视，也需要培养更多的历史学专门人才。

记者：与日前社会追求新奇、变化不同，研究历史更需要恒定与积淀。板凳须坐十年冷，冷的滋味，确实是一种境界。

陈锋：上大学以前，我就景仰周一良、吴于廑、范文澜等这样的史学大家。他们的著述影响了我，这也许是我报考历史系的原因。

当然，我进入大学历史系学习，当时并没想到将来成为历史学家，只是对历史的浓厚兴趣和对知识的渴求。现在想来，兴趣可能是事业的起点，有兴趣才能有追求，有追求才能有成功。读大学的四年间，写作出版了几本小册子，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特殊的“待遇”：1981年，作为一个在读的本科生，随同著名财政史和清史专家彭雨新先生赴北京查阅清代档案，并得到李文治等先生的指点。在此基础上，完成了3万余字的本科毕业论文《三藩之乱与清初财政》，随后分作两篇论文发表。对我来说，治学的过程一直是幸运的。

记者：有人认为，研究历史，掌握材料重于创造、求新，这似乎与我们今天的主流思潮不甚合拍。

陈锋：对文科学生来说，我不认为系统的知识能在课堂里获得，阅读教材和相关书籍要比听毫无新意的课好。现在有些大学课程设置多，一言堂多，闭卷考试多，“三多”现象使学生疲于应付，留给学生的自己支配的自由空间太少，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学生的创造欲。我所注重的是开阔学生的视野，训练学生的基本能力，培养学生的专业兴趣，引导他们有所追求。所以，在教学中除了应有的必不可少的讲述外，更多的采用课堂讨论的方式，类似于日本大学中的“研讨班”，让学生有轮流“发表”的机会。也从不闭卷考试（这要向教学管理部门争取），代之以论文的撰写和讲评，学生的专业技能往往在写作、修改过程中获得。我认为，讲述一门课程，与教材契合的部分应占较小的比重，应该让学生获取教材以外的内容与信息；指导学生撰写论文，则要从论题选择、资料运用、框架结构、学术规范（包括写作规范、技术规范）等方面着手。为他们将来成为历史学的专门人才打下良好的基础。

● 2002年1月30日，我中心在春节来临前夕，召集校内全体专兼职人员举行工作会议。

与会成员在亲切、热烈的气氛中，回顾了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自成立以来走过的历程，对目前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尤其是对中心未来的发展计划，提出了不少具体的设想和建议。会上冯天瑜主任、郭齐勇副主任、陈锋副主任还就本年度的工作作了简略报告。

● 2002年3月15日，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东亚研究所所长彭佩尔（T.J.Pempel）教授

和该校东亚图书馆馆长周欣平 (Peter Zhou) 博士一行来我中心访问。我中心郭齐勇、陈锋、陈文新教授接待并与之进行亲切交谈。宾主双方首先介绍了各自研究单位的人员组成、研究范围、学术重点，还相互介绍了各自学术单位的工作运作模式，然后围绕今后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坦诚的会谈。最后双方约定，在未来的二、三年间，就东北亚的文化互动及其与全球化的关系问题进行更深入的学术交流，如时机成熟时，可以共同召开一次相关主题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谈时我校社会科学部陈广胜部长在座。

● 《光明日报·理论周刊》2002年3月26日发表了我中心冯天瑜教授的专访文章。全文如下。

研究近代中日汉字文化互动的意义

本报记者 危兆盖

冯天瑜，1942年3月生，曾任湖北大学中国文化史研究所教授，现任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系教授、博导。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及湖北史志研究，近年从事中日汉字文化互动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华文化史》、《中华元典精神》、《明清文化史散论》、《张之洞评传》、《“千岁丸”上海行——日本人1862年的中国考察》等。

记者：听说近年来你对近代中日汉字文化互动问题情有独钟？

冯：从语言文字的衍变既可观察到一种文化发展的历史轨迹，又可看出它在文化交流中受异质文化影响的强度和深度，因此研究文化史者必然会涉及语言的发展流变。我长期从事中国文化史研究，可以说对中国汉字文化的发展流变一直都比较关注。大约从1998年4月在日本讲学时起，我开始正式展开对近代中日汉字文化互动的研究。

记者：是什么原因促使你对近代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产生研究兴趣？

冯：自近代以来，我国开始进入社会转型时期，异质文化的交流、碰撞非常频繁，这就大大地激活了汉字文化的活性，大量反映社会变迁和外来文化渗透的新词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由于这一过程到现在还在继续，因此，研究近代以来中国语言文字的流变本身对我们正确认识近代出现的新词汇和正确对待今天产生的新词汇都将很有裨益，可以说既具重大的学术研究价值，又具重要的现实意义。而要厘清近代以来汉字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就必须研究近代以来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强势影响以及近代以来中日汉字文化的互动对汉语发展的影响，因为今天耳熟能详的许多汉语词汇就是近代从日本传入的，而此中的经验教训当然值得我们给以科学地总结。

记者：日本的实藤惠秀写了一本《中国人留学日本史》，提到有800多个汉字新词是从日本传入中国的。你怎么看？

冯：我对此作了点研究，发现其中至少有二三百个新词其实是由中国人自己创造的，只不过由于时机不合适没有传播开。众所周知，明清之际来华传教士利玛窦和中国士大夫徐光启等在翻译西学典籍时，就开始创制了部分汉字新词，但由于从明末到19世纪末，中国社会还在封闭中摇晃，西方文化对中国社会造成的影响有限，因而这些新词没有传播开来。而千百年来，日本文化受汉字文化影响极深，直到江户时代，日本人在翻译西书时仍多借用汉语词汇，并利用汉字造字法创制新词，但此后由于环境的变化，特别是在甲午战争后日本开始崛起，中国人痛感民族危机日趋严重，留学日本一时成为潮流，日本人用汉语翻译西文时所创造的大量新词就通过留学生在国内知识界广泛传播开来。时过境迁，后人不明究竟也缺乏研究，就以为这些新词都是从日本传入的，而忘记其中有些词其实在中国早就有了。譬如，我们今天还在使用的几何、体、面、线、点、角等数学概念，赤道、回归线、经纬线、寒流、暖流等气象学概念，就是明末利马窦和徐光启等最先使用的，幕府时代反被日本知识界借用过去，到20世纪初又经由留学生传播回来。一般人可以不求甚解，但研究者对这种情况不可不清楚。近代日本知识界在翻译西学术语时创制汉字新词汇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选用中国古典词汇，注入新的内涵，如“经济”、“革命”等词；二是运用汉字造字法并参酌日语习惯创制汉字新词，如日本人创制“科学”一词在当时含有“分科之学”之意，这明显是借用中国古代“科举”（分科选举）的概念。其他还有以汉字音译西方术语（如“俱乐部”）、运用日本以往自制的被训读的汉字词汇注入新内涵（如把“手续”、“引渡”等生活用语转为法律术语）、新创汉字（如“腺”、“癌”）等情况，但以前两种创制方法为主。

记者：从近代日本创制的汉字新词及其传入中国后的流行情况看，有哪些经验教训值得我们今天加以吸取？

冯：首先应该说明，近代出现的一些汉字新词并不全出自日本，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的创造。但由于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很快发展成为非欧美国家实现近代化的“优等生”，对中国文化产生一种强势影响，所以，近代日本知识界创制的一批汉字新词在中国很快传播开来，为现代汉语注入了新的活力。近代著名翻译家严复曾提出翻译的标准是“信、达、雅”，我想这不仅是衡量翻译的标准，也应是衡量创制新词的标准。无论是我们自己创制的新词，还是从日本等域外传入的新词，都应以此作为衡量标准。以此观之，近代从日本传入的汉字新词，可以说既有成功，也有败笔。如“革命”、“共和”等词即为译制成功者，而“经济”、“封建”等词则是一种失败。英语中的Economics，严复译为“准学”，意很古雅，也符合英文本意，还有的译为“计财学”，也很好理解，可是未能普及开；而日本人则把它译为“经济”，这虽是汉语中的旧词，但中文原意是指经邦济世，两者之间有明显差异，因此把Ecnomics译为“经济”还不如译为“准学”科学。最后造成优汰劣存的结局，一方面应是当时日本文化对中国文化产生的强势影响所致，另一方面也与民国以后孙中山提议使用“经济”一词有关。对这种情况，研究者不可不察，更重要的是，在今后创制新词时要尽力避免这种情形出现。

记者：今天，在汉语文化圈，新词汇仍不断凸现，特别是香港、台湾等地区生成的一些新词很快就传到内地，影响汉语文化的主流圈。它们既丰富了汉语词汇，也确实存在鱼龙混杂的情形。你有何建议？

冯：应该承认，汉字具有丰富的活力，什么词都能通过汉字的重组或再造生成新词。从历史上看，外来语对汉语发展的影响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是两汉以来的西域文化的影响，如葡萄、石榴、延荽、骆驼等词就是西域文化影响中国文化的表现。二是南亚次大陆的佛教术语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如时间、空间、世间、一刹那、盲人摸象、天女散花等即为佛教术语。三是明末以来西方语言的影响。从近代日本传入的日制汉字新词只是第三阶段中的一部分，但由此引发的经验、教训足可引起我们的重视。我们今天在创造新的词汇时，对核心词汇的翻译、创制要兼顾古典义和世界义，最好做到名与实相符，也就是要兼顾中文的本意和外来语的文意，至少要顾到一头，不能两者皆失。另一方面，对待新词，我们不必过于排斥，事实上，新词是排斥不了的，但专家不能放弃自己的责任，对于群众的创造要善于因势利导，把新词的创造与应用引导到健康、科学的方向，避免错误的译语到处流传。

● 我中心专职研究人员李少军教授，受中心主任冯天瑜教授委托（冯天瑜教授因与本中心的学术委员会议冲突，由李少军教授代为出席），到上海复旦大学参加了“教育部社政司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历史、综合片主任会议”。在会上，李教授汇报了2001年度我中心的建设与科研情况，与其他研究基地的负责人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各自面临的问题与困难作了商讨。此次会议所讨论的问题，由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整理后上报教育部社政司。

● 2002年3月28-31日，我中心召开本年度学术委员会议。楼宇烈、李伯重、马敏、郑振

满、陈春生、冯天瑜、郭齐勇、陈锋等人与会，并分别作了发言。我中心的其他成员和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第一，中国文化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交叉互动研究；第二，我中心的运作现状和未来发展。与会成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详细内容另见会议简报。

● 我中心郭齐勇教授和陈传教授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简帛会议。在会议上分别宣读了论文。

● 我中心召开2002年度学术委员会会议

2002年3月28-31日，我中心召开本年度学术委员会议。楼宇烈、李伯重、马敏、郑振满、陈春生、冯天瑜、郭齐勇、陈锋等人与会，并分别作了发言。我中心的其他成员和部分博士、硕士研究生也参加了会议。会议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第一，中国文化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交叉互动研究；第二，我中心的运作现状和未来发展。与会成员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

一 关于中国文化史与中国社会经济史的互动研究

马敏（华中师大近代史研究中心）：经济、社会和文化实则很难可分。如李伯重的《江南的早期工业化》，看起来是经济史，但其中有很多地域文化的思考。我最近做的博览会史，也很难分清是经济史、社会史还是文化史，我从经济入手，但其中有外交、思想（如对博览会的观念转变）、城市文化（如标志姓建筑、城市设施功能）、公共空间等问题。我还在做商事裁判问题，其中有民事案件研究，可从法律角度切入，也可从案件中看到社会、文化问题。

关键是找到切入点，在大区域中还要选点。我认为综合中也当选侧面、选点，可朝更小的区域挖掘，如鄂东、鄂西就不一样。现在各中心上报社政司的课题一般都较大，但操作起来相当困难，三年是很难完成的，不妨大题小做。

楼宇烈（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并不是如有些学者所说的十六世纪后落后了，其实，当时中国在世界上仍是先进的，正是明清时期思想的成熟、制度的完备、疆域的确立、人口的增长等，等等，奠定了今天中国现代化的基础。

冯天瑜：明清时期中国文化达到极致，具有近代化的因子，但是中国的近代化并未展开。

李伯重（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我们立足于明清，尤其是明清地方史，是可以领先于国际学术界的。国际上90年代开始对中国明清史的特点展开讨论，经济史家迈迪生70岁时开始研究中国明清史，他提出按实际购买力的大小来估价历史时期国民生产的总值。1770—1820年，世界上存在六大经济体，其中经济发展最快的是中国，这表明当时中国经济并不衰退。经济学界很重视他的这个结论，但历史学界确未引起足够的重视。实际上，中国经济衰退于1820年，至1952年至最低谷。《白银资本》从另一个角度研究中国，说明中国是当时世界上是活跃、最发达的地区，该书的题目已很好地表明了这一点，它原名为《白银流向中国》（1550——1850年）。

王国斌、李中清等提出，重新评价中国明清史，如果我们不承认国际史学界重评明清史，那么就很容易重新回到黑格尔所说的中国是僵化的木乃伊的认识。英国工业革命是偶然是，并非普世性的历史必然。

长江中游是明清时期各种因素交汇之地，是当时中国最有活力的地区，汉口是四大镇之中最大的，但湖北其它地区则处于刚开发地区，尤其是明清时期该地区又是移民社会，因此，研究长江中游就具有特殊的典型意义。如果研究得好，中国经济史、社会史都有可能由此而有突破性进展。

郑振满（厦门大学历史系）：如何界定“传统”？我认为首先应当把传统界定为有生命力的能够传承到现在的东西，这样说来，研究历史也就是研究传统文化，包括行为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各个层面。先师傅衣凌先生强调区域研究，将这一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综合起来研究，是比较可行的。

李伯重：吴承明先生90年代否定了资本主义萌芽说，傅衣凌先生最后也对封建社会说提出质疑。近来，社会科学各学科的方法和成就对历史学的影响较大，但历史学的叙述方法、考证方法仍毋需改变。当然其它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对历史学仍有借鉴意义，由此历史学的研究应当有理论构想，否则无法展开研究，但史料的真实性仍是史学研究的基础。如果要推翻某一个学者的观点，就必须对他的论证方法和材料都予以重新分析，如日本学者斯波义信等人的研究。经济史并不一定全部都需要量化，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这样做，量化永远只是一种估算。有时候证据不足的时候，可以通过其它方法进行补救，这方面珀金斯有关中国农业史的研究可以参考。

郑振满：我个人近来一直较关注乡村社会，傅衣凌先生认为中国社会可分为公、私两大系统，老百姓关注更多的还是“私”。江南、珠江三角洲和闽、台地区这三个研究的重点区域，是傅先生早年提出来的，这影响了李伯重、陈春生和我现在进行的工作方向。我受傅先生影响，开始了解基层社会，收集地方文书，研究乡族经济，形成硕士论文，其结论是明清一些乡村是集体经济为主，并没有原来意义上的地主。毛泽东早年调查也说明了这一点。这些乡村调查，使我由经济史转入社会史研究。近年来我仍然比较关注“公”（国家、社会）与“私”的关系，同时研究乡村的礼仪问题，也就是关于百姓如何“做人”的问题，由之开成的一套行为规则。我们应当追问，这些行为规则是怎么来的？这就是历史研究，与一般只关注当下行为方式的人类学不同。所以社会史、经济史、文化史、人类学都是相通的，就是关注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的生活样式。

陈春生（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我们三人都是傅先生的学生，我学生时代研究广东的米价，现在也转而进行乡村研究，可以说是由经济史转入了历史人类学。社会内部有一个内在的脉络，生活是同一个过程，没有所谓片面的、单纯的经济、社会或是文化。我们是带着一个总体的历史观，去研究一个村落。如果有这样一种大的关怀，就不会将自己局限在某一个领域。要弄懂一个村落，就必须放在一个大的区域中来考虑。对一个区域的人来说，生活是一种和谐，所以对他们的研究也应当打通。刚开始到一个村落，你也许会觉得某些材料没有研究意义，到后来你会觉得任何材料都是有用的，这个时候，你的研究就打通了。

郑振满：我们并不重点关注某一个区域的特征，而是关注什么样的文化影响了这地方的人的生活，扩大而言，是什么影响了中国人的生活，所以我提出“中华文明庶民化”，即在宋代以前，中国的国家礼典、贵族礼仪并没有在下层社会实行，宋代以后才有民间礼仪生活的发达。当我们观察一个村落时，会想到它在宋代是什么样的？在明代是什么样的？

二 关于中心的运作现状和未来发展

马敏：华师大的中心以近代为主，有商会史、风俗史和思想史等。但现在有所扩展延伸：第一，时间上，已从晚清研究上溯至明清，下延至民国时代；第二，空间上，更注重与欧洲、日本等地进行比较研究。贵所的特征是宽阔，既有经济，又有思想、文化，我们各有优势，当发挥各自的特色。

楼宇烈：现在部分中心的运作部分有些地方不明确，课题太大，一年要两个重大课题，但一个课题只有三年，课题的质量很难保证。建议以后报课题应更小些，有些课题可以连续起来套作，既可以保证经费，又可以收连续功效。贵中心在明清方面用力是很好的选择，但在微观的基础上，也要做些宏观的思考。

李伯重：国外学者的有些经验可以借鉴，比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的《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其副标题就是“以中国海关为中心”，大题目可以从小处着眼来做。

郑振满：应立足于区域研究，注重学术积累，多做资料建设，带学生下去抄录碑刻，收集民间文献。中心是否可以申报“民间文献收集”这样的课题，既可以出成果，又可以训练学生。

何晓明：我的一个学生就在从事当代民间神巫方面的调查研究，只要有线索，还是可以做出象样的调查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