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代文学研究向纵深发展。一些重要的作家、作品及一些重要的作家群体、文学流派仍然受到持续的关注。一些过去未曾被关注或较少被关注的二、三流作家及作家群、文学流派、文学类型也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同时，过去被忽视的许多文学史料不断得到深入开掘和合理提炼，人们对明代文学的考察更加全面深入。在这些研究中，余来明的《嘉靖前期诗坛研究（1522－1550）》（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年6月版）颇具代表性。
该著在《引言》中对研究对象“嘉靖前期诗坛”做了明确界定，“由时间上来看，始于明世宗嘉靖元年（1522），止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关注‘前七子’衰落至‘后七子’兴起之间的诗坛。”（第25页）由诗歌发展进程来看，这一阶段的二十多年界于“前七子”与“后七子”复古运动之间，虽然不能囊括单个诗人的整个创作生命，却完全可以构成明代诗史发展的一个阶段，甚至是一个极为重要的阶段。这是著者在综合考察明代诗坛风尚变迁及格局变化等因素的基础上，对明诗发展阶段所作的独创性划分。
该著的突出特点是具有明确的问题意识。该著《引言》即明确提出：“文学史的演进是由什么力量推进？文坛风会的变迁、文学流派的兴替如何完成？”（第1页）论著欲通过对嘉靖前期诗坛的研究，对文学史研究中的这些重要论题作出明确回答。著者认为，此前明代诗史的叙述困境有：一是文献资料掌握不足。“面对明清两代丰富的历史资料，论者谈论某一问题时，涉及的文献往往大同小异，丰富的史料被束之高阁，相关讨论很少深入到文学事件内部，对某些文学现象的理解常以清人的评论为依据，未能摆脱固有的陈套。”（第2页）二是以术语、观念的对比替代历史的叙述。“为了彰显某一文学思潮的优越性、进步性，将不同文学观念和理论术语的对比简化成对‘落后’文学思想的批判，文学史叙述的合理性就不免受到损害。从‘五四’时期扬公安、竟陵而贬复古，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为复古作辩护，无不从这一角度予以立论。”这样，问题出现了，“在经历第一次‘失败’的复古之后，代表复古的文学思潮何以一而再地在诗坛复兴？公安派、竟陵派这类在当今文学史叙述中被视作‘优秀’、‘进步’的文学思潮，何以在明末清初的话语世界中却常以明亡的主题联系在一起？前后评价呈现的巨大反差，是否仅出于文学观念的变迁？或是借批驳前人以达到自我标举的目的？”（第2－3页）著者不仅切中肯紊地指出了前此明代诗史研究中的叙述困境，而且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此前学术界有关明代文学研究中被忽视的重要问题。
该著通过对有关文献的梳理和理论上的开拓创新相结合，清晰详实地解决了上述提出的诸问题。该书《引言》明确给出了回答上述问题的基本思路：“通过梳理文学史料，考察明诗演变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环节，探寻明代诗歌发展的内在逻辑，力求更准确地把握促成各种流派交互盛衰、各种风尚流衍变迁的历史脉络。”（第1页）具体到对嘉靖前期诗坛的研究，“旨在通过分析‘前七子’复古运动渐衰后诗坛的具体状况，一方面，把握‘后七子’兴起的具体历史情境，由此对比‘前七子’复古运动以及明末复古运动兴起的历史情境，探寻明代诗歌复古运动一再兴起的历史密码；另一方面，将‘前七子’复古运动之后诗坛状况与‘后七子’复古运动之后公安派、竟陵派的兴起进行比照，寻找二者内在结构上的相同与差异。通过对嘉靖前期诗坛的解读，由明诗发展进程中具有典范意义的一个横截面切入，借以把握整个明代诗歌发展的历史脉络。”（第38页）著者认为，“从明代诗歌演进的轨迹看，同一问题在不同时代的展开，包含了不同时期诗人对各自时代文学思潮所作的当下思考，诗学观念的变迁建构了不同时代的诗学性格；同一诗学观念的提出，往往有各自不同的文学文化背景，包蕴不同的时代内涵。”因此，“文学研究须切入历史的具体形态，在文学演进的历史情境中理解文学现象，解读文学事件，把握文学进程。对于资料丰富的明清文学，这一研究理念的确立显得尤为重要。”（第3页）这些富于创见的论述，不仅适宜于明清文学研究，也是中国文学乃至外国文学研究的通理。
从总体结构看，该著以密切关联、逻辑递进的三大部分构建了嘉靖前期诗坛动态发展的历史脉络和丰富景观。第一部分，著者主要论析了复古运动在嘉靖前期的命运：一方面，何景明卒于正德一十六年（1521），徐祯卿卒于正德六年（1511），虽李梦阳、康海、王九思、边贡、王廷相等五人仍在世，“但其时诗坛风气已发生变化，诗坛复古气氛转淡，各人均因不同的原因退出了主流诗坛。”（第59页）著者还简要论述了他们在嘉靖前期的主要活动与学术趋向，以及嘉靖前期诗人对他们的看法，说明了复古运动日渐衰落的事实。另一方面，当时诗坛对李梦阳为徐祯卿作的《迪功集序》中论徐祯卿诗“守而未化，故蹊径存焉”的观点进行持久的讨论，对李梦阳“守而未化”的观点提出质疑，“目的是将徐祯卿从‘前七子’的复古阵营中分离出来，重新确立以吴中诗学传统为中心的话语体系，恢复南方诗坛在文学创作领域的主导地位，从而最终消解复古运动的话语优势。从实际效果看，他们的目的达到了。正德以来所形成的复古声势，由此受到进一步消弱。”同时，复古运动阵营在弱化和转向。著者认为，“嘉靖前期复古运动的衰落，李、何的继承者中缺乏一流诗人是重要原因之一。”由张诗、孟洋、戴冠、樊鹏等二流诗人组成的复古阵营，难以抗衡李开先、王慎中、唐顺之、陈束等人组成的非复古阵营。而薛蕙、严嵩这两位曾在复古阵营中声名较大的两位诗人，薛的兴趣在理学而不在诗歌，严复出后主要兴趣在政治亦不在诗歌。嘉靖前期曾受李梦阳影响的黄省曾、周祚、袁袠三人，“无论在理论主张还是创作风格方面，都与李梦阳等复古诗人存在明显差异。”（第72页）这样，复古势力在嘉靖前期已日渐衰落。此外，李梦阳专主“雄拔刚劲”的做法，因抹杀了个体诗人自主创造的空间而难以得到广泛认同。嘉靖前期复古诗人通过提倡王、孟诗风对李梦阳独尊杜诗进行了必要的补充，“不仅对明代诗歌本身的发展有所助益，而且对于‘后七子’复古运动后诗学思潮的反思也多所启发。”但“杨慎、孙陞、孙宜、乔世宁等人关于诗歌‘本乎情’、‘发诸情兴’的论述……虽然促成了公安派、竟陵派等‘信心’思潮的兴起”（第126－127页），实际上已经脱离了复古运动的原有轨道。这些论述皆为前此的研究中所未见。
第二部分，该著从三个方面描述了嘉靖前期诗坛格局。一是从政治与文学的关系角度考察嘉靖前期诗坛的格局。著者通过具体考察这一时期诗人的政治命运，说明嘉靖前期变幻的政治风云，使这一时期的诗坛格局迅速变换，从而引起诗坛风尚的变迁。二是就弘治、正德时期与嘉靖前期诗人的地域构成加以对比，说明南、北诗人数量上的变化与诗坛风尚变迁之间的关系。“前七子”群体的成员主要为北方诗人，因而在风格上偏重豪放粗犷的诗风；嘉靖前期引领风尚的多为南方诗人，个人风格与北方诗人存在较大差异，由此形成的群体风尚较之“前七子”占主导的弘治、正德诗坛发生了很大改变。著者通过对比这两个时期南、北方诗人数量的变化，说明诗坛风尚变迁的必然性。三是详实考察了嘉靖前期诗坛的三大中心：京城诗坛、南京诗坛、吴中诗坛。著者通过具体分析京城诗坛的核心诗人如“嘉靖八才子”、高叔嗣等人，南京诗坛的顾璘、朱曰藩等人，吴中诗坛的徐祯卿、王宠等人的主要活动及诗歌风尚，由微观到中观乃至宏观地论述了三大诗坛的群体风尚在与时推迁的过程中的发展变化，说明嘉靖前期多元化的诗坛格局。这些阐说，是著者钩稽大量相关文献材料的基础上覃思独悟所得，极具创见。
第三部分，该著亦从三个方面对嘉靖前期的诗学理论及相关的诗歌创作情况做了详细考察。一是具体分析了正德后期、嘉靖初期兴起的六朝、初唐派。以杨慎为代表的六朝派和以高叔嗣、陈束等人为代表的初唐派，是嘉靖前期具有重要影响的诗学流派。杨慎提倡学习六朝、初唐诗歌，“在正德、嘉靖之际，他的这一崇尚促使复古派诗人对自身的诗学主张进行反思，直接启发了新的诗学思潮的兴起……影响所及，‘李派’诗人在系统选择方面，律诗以杜甫为宗的同时，开始更多地关注杜甫之外的初唐、盛唐诗人，如王维、孟浩然、高适、岑参等人。”（第210页）嘉靖前期，唐顺之、王慎中、陈束等人虽曾追随过复古派，但主要推崇初唐知名诗坛。同时，樊鹏、王廷相、高叔嗣亦崇尚初唐诗风。他们对复古运动所作的反思和批评，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嘉靖前期诗坛的风尚。二是考察了以皇甫涍、皇甫汸、蔡汝楠等人为代表的学中唐的诗人。这一群体有感于诗坛学六朝、初唐诗风的弊端，主要典范中唐的钱起、刘长卿等人以救其弊。他们在“前七子”提倡雄拔豪放的风格之外，加入了悠闲淡远的诗风，对复古运动的缺失是有益的补充，因而在当时受到了极大的欢迎，“影响所及，与之交往的不少诗人都对中唐诗歌产生了浓厚兴趣，如徐繗、周诗等”。（第243页）三是分别对嘉靖前期关于诗人、儒者之分的看法和“由文入道”的现象进行了考察。一方面，著者梳理了此前关于诗人之诗与儒者之诗的离合，指出嘉靖前期面对诗歌与理学同时兴盛，主诗、儒合一的有孙承恩、薛应旂等。著者认为，“从诗歌发展的进程看，宋代以后，关于‘儒者之诗’与‘诗人之诗’分合的争论，已经成为诗学领域的重要问题。由此兴起的性气诗派，逐渐成为诗史上不可忽视的一个群体……由宋至清，诗歌与儒学之间的疏离与渗透、对立与融合，不仅是儒学家进行诗歌创作时所关注的问题，同样也是诗人在面对儒学思潮时所思考的问题。”（第257页）另一方面，著者认为，在反对“前七子”复古的背景下复兴的性气诗派，继正德以前的陈献章、庄昶之后，嘉靖前期该派的主要代表有崔铣、黄佐、何瑭等，“他们在诗学主张上承袭邵雍以来的理学诗人‘诗以明道’、‘吟咏性情’的传统，作诗强调‘理趣’。”（第263页）并指出该派诗人在明诗发展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此外，著者还探讨了嘉靖前期“由文入道”两位重要诗人：唐顺之和王慎中文学观念的发展变迁。这些论述，融合了前贤的相关探讨，也体现了著者的开拓创新精神。
综观全书，诚如陈文新先生在书前序中所说：“来明治学，秉承而又不囿于乾嘉学风秉承治学研究概述文风”，“具体论述中，能精熟地驾驭材料，为其所用，反映出较强的理解和把握文献的能力。”作者对大量第一手文献中关于整个明代相关作家的事迹进行了系统梳理，尤其对关涉嘉靖前期诗坛部分做了深入的开掘，其中的许多文献材料是第一次被研究者使用；著者从这些文献材料中发现不曾为其他研究者所注意的问题并作出了切入情理的解答，或者立足这些文献资料对曾被关注的问题作出新的更具说服力的解答。总之，该著以嘉靖前期诗坛的发展变迁为切入点，主要运用实证阐释、文本批评、社会历史批评、文化批评的方法，兼用比较研究等方法，会通哲文史，述其端绪，考镜源流，不仅有微观的考论，还有中观乃至宏观的综论；不仅通过对一些有代表性的作家、批评家及一些代表性的文本，清晰勾勒出该时期诗坛二十多年文学发展生动丰富的景观，其于本时期的社会历史、政治、学术思潮等方面亦有较深入的触理。该著以嘉靖前期诗坛为例，很好地回答了《引言》中提出的问题：“文学史的演进是由什么力量推进？文坛风会的变迁、文学流派的兴替如何完成？”全著取材富瞻，分析细致，思致明晰，所作结论切中理实，由此表述了一系列逻辑贯连、紧密围绕嘉靖前期诗坛的原创性观点，对明代文学史研究之深入洵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