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40余位专家、18卷1400万字、时间跨度达3000余年……这几个数字是大型著述《中国文学编年史》（18卷本）的关键词。当文学院教授陈文新担任主编，集合十余所高校专家力量耗时6年编写的这一著作出炉后，赢得业界好评如潮。著名红学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冯其庸称其为中国文学史界的“长城”。

这部中国第一部系统完整、涵盖古今的中国文学编年史是怎样炼成的？它的编纂过程有着怎样的艰辛？

追逐神圣的学术

《中国文学编年史》的编纂始于2000年。那时，40岁出头的陈文新开始思考“我们这一代学者能否在学术史上留下点什么东西”。回顾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写作，陈文新发现，编年体文学史的写作总的来说比较薄弱，于是，要编一套系统完整的《中国文学编年史》的想法在他脑海中开始酝酿。

没有国家编制的实体编纂机构，没有充裕的经费保障，也没有摆在眼前的既得利益，编纂这样一个大部头，专家如何能聚齐？“必须钟爱学术。”陈文新道出他选人的最重要标准。此外，“这个人必须是某个时段（如两汉）的文学史研究专家，能做事，能做漂亮事。”

逐个摸底、耐心沟通，凭着“想把大家聚在一起做成一点事”的诚意和对业界各专家学者的了解，陈文新成功地聚集了一帮和他有着同样追求的学者。就这样，以武汉大学为主体，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十几所高校的40余位专家，全凭对学术的追求以及学术伙伴、师生之间的感情纽带走到一起。

接下来，合理地分解任务、编纂过程中的充分交流、各卷负责人交稿、统稿、多轮审稿……6年中，编纂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虽然，有时陈文新也会碰到一些令人措手不及的事情，如某卷负责人因理解错误导致体例不合等，他有力的“后援部队”也总是能及时顶上。

事实证明，这支自由组合的“民间团队”确实干得“漂亮”。这个庞大的学术工程不仅按期完成，其结构之宏大、内容之丰富、方法之完善，更是引来大量好评，并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奖项。

青年学者在参与编纂的过程中也很快得到成长。余来明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鲁小俊也拿下教育部社科基金项目。“参与编纂后，明显感到自己的学术感觉不一样了。不仅学术根基更为深厚，还由此生长出新的学科增长点。”鲁小俊说。

注重细节的完美

编年史的特点是以时间为经、以事件为纬来记载历史事件。这意味着，上自周秦，下至当代，18卷本必须实现“无缝对接”，18卷的负责人中任意一人出现疏漏，都会导致全书不能竣工。

为了统一体例和篇幅、交流最新思想，陈文新已记不清自己给各卷负责人打了多少电话，“只记得高峰期时，一连好多天我从早到晚地打电话，有时候水都顾不上喝。”西北师范大学赵逵夫教授曾经感慨，“文新真是个做事细心的人。”

团队特别重视文献使用的原始性和可靠性，大量文献都是由编纂者第一次搜集整理，并对相关史料做了有效辨误和订正。这无疑要依靠全体团队成员的精益求精。6年间，他们一头埋进故纸堆里，不放过每一条有价值的信息，细心地捕捉错误，尽量做到完美无缺。

武汉大学石观海（孙东临）教授负责汉魏卷，有前人的《汉晋学术编年》可供参考，可以省去一些功夫。然而石观海并不依赖这部著作，而是尽量查阅第一手材料，去伪存真、去芜取精。通过仔细比对，他发现和纠正了《汉晋学术编年》的若干不准确之处。

负责宋辽金卷的武汉大学张思齐教授是个很“较真”的人。有一次他的书稿中一处笔误被发现后，老先生马上像做错了事的小孩一样，不仅欣然承认错误，还主动把相关内容全部审核了一遍。

武汉大学於可训教授是参与编纂工作较年长的一位，负责现代、当代卷，需要查阅大量报刊杂志。他要求编纂人员不仅尽可能地注明年月日，还注明版面，以便引用时提醒自己更为仔细，并方便复查。

负责元代卷的余来明如今已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的副教授，他在攻博时参与编纂该书，曾连续好几个暑假不回家，整天泡在图书馆里收集资料、核对疑点。“那时陈文新老师要求我们随叫随到。现在想起来，虽然很辛苦，但是自己有了很大长进。”

“我在获得该书后也翻阅过若干卷，颇有徵引详博、抉择多酙之感，从而确信它是一部在深入查检文献、大量占有基本资料基础上的大型编年史，编著者还在使用基本资料时作认真核对，并力求发掘新的文献资料，补充既有著述之不足。”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名誉学部委员邓绍基这样评价。

团队成员的治学精神也得到了不少专家的肯定。“该书为中国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生长点。更重要的是，陈文新教授和全体参与编撰的专家学者，潜心治学、力戒浮躁、严谨求实的学术精神，必将对当前的学风产生积极的影响。”武汉大学人文社科资深教授冯天瑜说。

（“团队力量”系列报道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