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光明日报 2011年06月07日

武昌中和门（辛亥首义后更名起义门）

辛亥革命，百年已逝。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故事和近代中国重大历史事件，有关辛亥首义的历史记述几与首义历史一样久远丰富。辛亥首义的宏大述事虽基本定格，然其历史意义的深度开掘，历史合力的广度揭示，尚在偕时演进；至于种种微观问题的考释，更无法穷尽。冯天瑜、张笃勤二先生的新著《辛亥首义史》，因其宏阔理论视野与微观历史叙事的完美耦合，而放射出特有的光辉。

武昌起义事发仓促，不仅全国性革命领袖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远在现场之外，地方革命团体共进会、文学社的首脑也或避、或伤、或亡、或在逃，事变由名不见经传的下层人物临场随机启动，带有很大的“猝发”性质。然而，偶然寓于必然之中。著者自觉以法国年鉴学派历史研究的“长时段”视角为观照，超越了传统史学注目于“个体时间”和倾力于重大政治事件、外交活动、军事征战等“短时段”事变的局限，既细致入微地梳理1911年—1912年间发生的“短时段”剧变，又用心追究其背后的社会结构造成的久远影响，考察19世纪60年代汉口“开埠”以来，尤其是张之洞总督两湖、主持“湖北新政”以来二十年间的社会变动，考察兴实业、办文教、练新军等诸多近代化事业造成的经济、社会及观念形态的深刻演化，探讨辛亥首义之后错综复杂的政情演绎与社会变迁，从而在既宏阔又精微的历史视野下，辨析辛亥首义史的启承转合，揭示了“长时段”社会变化对“短时段”革命的奠基作用。

辛亥首义作为中国近代史上的划时代历史事变，正是由“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相互作用，造成的“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该书未把辛亥革命仅仅归结为革命党人的活动结果，而是鲜明指出这场革命的动因深深植根于晚清数十年间近代文明建设的积淀之中，晚清各种变革力量共同组成的“合力”，造就了这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

书中首次提出辛亥首义的全新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城市革命。

辛亥首义有别于之前的历次反清暴动，此前起义皆称悲歌慷慨，然而起义者与当地社会并无多少联系，势单力薄，星星之火皆被清方迅速扑灭下去，而辛亥秋季的武昌起义则顿成灭亡清廷燎原之势。辛亥首义又有别于秦汉以来的多次农民起义及贵胄夺权，它们皆取乡村暴动或宫廷政变形式，以改朝换代为目标，新的王者皇袍加身，国体、政体却全无变更，君主专制一仍其旧；而辛亥年秋季的新军起义，发生在近代文明（机器工业、铁路枢纽、航运中心、近代文教、洋操军队、新式传媒）及近代人群（工商资本家、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新军官兵）聚集的大都会，是一次大规模的近代城市起义，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民主政权方有建立的基础，并能以共和宪政号召天下。

该书立意恢宏，沉潜于形上之思，寻觅合情入理的理论诠释，然决不作空泛的高头讲章，一切皆寄寓于历史过程的叙述之中，微观叙事贯穿始终。于钩沉史料间，著者不厌其烦而别出心裁地勾画出1911年10月10日夜及11日上午黎元洪路线图，强化了历史书写的可信度，也为当下盛行的微观历史叙事立下标杆。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在翔实的史料考据辨析基础上，著者驳斥了有关几成定论的陈见，推出新说。关于辛亥首义的种种微观问题的考释无法穷尽，不仅首义参加者的历史记忆各持其说，研究者的论列也异彩纷呈，无疑为著述取舍平添了难度。对于辛亥首义的基本走势及一系列切关宏旨的细节，该书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力图恢复历史本来面目。例如，著者通过精密考证，提出打响“首义第一枪”的不是以往所认为的熊秉坤，而是共进会员、士兵程正瀛，前者是发难的重要组织者但未打响第一枪，考辨令人信服。

著者追求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相济，并精心选附七百余幅历史图片，编入书中，不少图片属首见、罕见，文图互证，历史的鲜活性跃然纸上。而且，历史书写跌宕起伏，文采飞扬。导言开篇即仿佛把人拉到历史的现场，扣人心弦，呈现出一个优秀的史事讲述者的风范。大约在十多年前，《中国大趋势》的作者、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John Naisbitt）曾经俏皮地挑衅中国人：“你们有很了不起的故事，但你们没有讲。”该书强有力地展示了不仅包括辛亥首义在内的中国故事很了不起，而且中国人对故事的讲述也是相当精彩的。

胡俊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