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唐代文人尚才情，好华丽，宋代文人尚见地，喜严谨。 唐宋精英文化的这种差异首先体现在考试科目的设计方面，如唐代科举重诗赋，诗赋偏于才情和华丽；宋代科举重策论，策论重视见地和严谨。（见陈文新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宋代传奇的衰落及其新变》）

2.曹丕《典论.论文》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章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惟通才备其体。”“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曹丕既注意到性格类型有种种不同，也注意到文体类型有种种不同，将两者相提并论，它所包含的判断是：某种文体与某种性格具有内在联系；唯其如此，作家们对不同文类的倾心和擅长，就不只是一个人技巧和训练问题，而是意味着不同的人格和嗜好。（见陈文新著《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前言）

3.如何在关注细节的同时又关注“古今之变”？在这方面，我们受到法国年鉴学派的启发。该学派的后期代表布罗尔（F.Brandl）明确提出了“长时段”概念。他指出，长期的连续性与短期的急剧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才是历史本质的辨证关系。关注不同周期的事态比关注无关宏旨的个别事实更重要。将“长时段”概念引入编年史研究，我们意识到：以往的编年史仅仅关注可以系年的事实是不够的，文学史家应将更长的时段纳入视野，并致力于从特殊转向一般，从个别事件转向一致性，从叙事转向分析。历史事实只是原料，更重要的是在史实之间找出联系，作出相应的阐释。（见陈文新著《古典文学论著四种》前言）

长期以来，读者们对建国后著述的学者，大都不以为然，总认为他们与前辈学者比较起来，功底不够水分太多。但笔者读了陈文新著《文言小说审美发展史》后，认为：当代学者们中间还是有一些出其类，拔其萃人物在其中的，也会运用一些前辈学者没有运用的知识。只要你的阅读能用心去体会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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