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2006年6月正式启动的“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工程，经过众多专家学者三年多的努力，近日由武汉大学出版社推出第一批书目，系统整理、校点了与科举相关的文献。“在接下来的四年里（2010年至2013年），我们将对科举的相关制度、作品及文学现象进行系统研究，并陆续推出十本以上的研究性著作。”该套丛书的主编、武汉大学教授陈文新说。

传承古代文化

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最为健全的文官制度。它渊源于汉，始创于隋，确立于唐，完备于宋，兴盛于明、清两代。“如果从隋大业元年（605）的进士科算起，到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被废除，科举制度在中国有整整1300年的历史。”陈文新细数着科举制度的历史和影响，“科举制度还曾‘出口’到越南、朝鲜等国，扩大了汉文化的影响。而且，始于19世纪的西方文官考试制度，其创立也与中国科举的启发相关。”陈文新认为，科举制度具有如此强大的生命力，其原因在于，它在保证“程序的公正”方面具有空前的优越性。而较之前代的选官制度，如汉代的察举、征辟制和魏文帝时开始推行的九品中正制等，科举制度都更加公正合理。

“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文化工程的启动就是为了能够“传承文化，传承文明，让科举制度充分发挥塑造民族精神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是去粗取精，古为今用，让它在现实的中国社会重放异彩，成为人事制度改革的重要智力资源。”相对于此前的断代或内容单一的科举文献（如台湾学生书局1969年的《明代登科录汇编》66种（未经整理）、台湾成文出版社1992年的精装本《清代朱卷集成》（未经整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的《中国考试史文献集成》、宁波出版社2006年的《天一阁藏明代科举录选刊•登科录》），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涵盖面更广、分量更为厚重，“它可以从多方面满足阅读和研究的需要。”陈文新介绍说，“这项工程将主要整理、研究反映科举制度沿革、影响及历代登科情形的文献；整理、研究与历代考试文体相关的教材、试卷、程文及论著等。”

“科举考试的目的本来就不是挑选学者，也不是挑选文学天才，而是挑选文化素养较高、具有健全的理解能力和丰富常识的官员。”陈文新这样阐释，而作为一项从整体上影响国民生活的官员选拔制度，科举制度对于提高全民族的文化水准，其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就明清时代的教育体制而言，国家的投资是很小的，它的主体部分已分解到社会的基本单位——家庭。国家主要管考，用考试的办法促使国人学习知识，并没有花多少经费在办学上。以较少的国家投入而能达到激励国民普遍向学的效应，科举考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而科举制度的公开和公平尤为陈文新赞赏，他认为这种公开公平包含三种含义：一是公开考选，标准客观；二是顾及到各地的文化水准，录取的人员，并不偏于一方或一省，而是遍及全国。三是实行回避制度，本省的人不能任本省的官吏，而必须派往其他省份服务。有时候江南的人，派到西北去，有时候西北的人派到东南来。

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陈文新认为科举制度虽然有其“封建”的性质，但仍有很多值得今天借鉴和学习的地方，“我们应该取其精华，古为今用。”

“2005年，任继愈先生曾在《古代中国科举考试制度值得借鉴》一文中提出的设立‘国家博士’学位的设想”，陈文新认为，这个设想的前提是：“我国目前由各高校授予的博士学位缺少权威性和公正性。”因为“每个学校有自己的标准，执行起来宽严标准不一，取得学位后，它的头衔在社会上流通价值都是同等的，这就造成了不公平。另外，研究生入学后，第一年大部分时间用在外语上，第二年大部分时间忙于在规定的某种等级的刊物上发论文，第三年忙于找工作，这样的情形，很难培养出货真价实的博士。而‘在职博士生’的存在也让博士学位的含金量大打折扣。”陈文新十分赞同任继愈先生的观点，认为，只有设立“国家博士”学位，采用统一标准选拔人才，“博士学位”才具有权威性和公正性。“而国家在高级人才的选拔方面统一把关，不仅可以避免博士生扩招带来的许多弊病，还有助于社会风气的改善，而且，由于只管考而不必太多地管教，还可以节省大量开支。”陈文新觉得在此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科举制度值得参考借鉴。“我们希望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相关出版物的出版能给国家文化工程贡献出自己的力量。”陈文新说。■

（原载《出版人》2009年 第1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