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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海燕:用事实说话

韩海燕

郭齐勇先生建议《四书》作为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进入中学生的课堂,这毫无疑问是一件好事。《四书》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我把《四书》比作中国人的母乳文化,凡对中国文化有至深了解的人,都会赞成这样做的。

许多中国人已在这样做了,我就是其中的一个。我认为《四书》不仅应该进入中学生的课堂,而且,首先应该进 入幼儿园、小学生的课堂,只《四书》进入还不够,《诗经》、《易经》、《礼记》(选)、《老子》也应该进入。

我上小学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不仅我没有赶上读《四书》,就是我的父辈也没有赶上,读《四书》早在民国初年就被废除了。《四书》是中国最优秀的文化教材,世代相传,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才逐渐形成,那里边有多少人的聪明才智啊!可是,说废除就废除了。一些没有文化内涵的东西随之充塞了中小学生的课本。比如我儿时读的“羊,大羊大,小羊小”,比如我的父辈儿时读的“人有足,又有手,马有足,没有手”等等。这种肤浅的教材一直延续到现在。不能否认,中国的中小学语文课本一直在变,但变来变去,文化内涵没有多大增加。没有文化内涵的教材,怎么可能教出来有文化的学生呢?

肤浅的教材不仅荒疏了一代又一代学子的青春年华,也荒疏了一茬又一茬的青年教师。一个小学教师即使十分努力地教上一辈子小学语文,也绝不会登上大学的讲坛。“教学相长”似乎和现代的教师没有了缘分,反倒令他们越教越没有了文化。为什么?原因很简单,他们所教的教材,不具备那样的品格。

这就是中国学生素质越来越低下的根本所在,也是中国教育质量越来越差的根本所在。我从我自己身上,从我的儿女身上发现了这一问题。当我的孙子、外孙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再也不能坐视不管了,我绝不能让我的孙子辈也成了文化的侏儒。值得庆幸的是,中国教育虽然还是老样子,可是学习中国的传统文化似乎已经不是“禁区”了,我可以放心地给他们教了。

于是,我办起了义塾。寒来暑往,转眼就过去了六七个年头。在这些年里,孩子们利用双休日,寒暑假熟读了《三字经》、《千字文》等,还熟读了部分《诗经》、《易经》。我不敢说他们以后会怎么样,可至少他们比我辈要强。我有蔡元培先生编辑的一本《小学作文文库》,里边有一些文章是用文言文写的,我请一些大学生读,他们读不下去,可我的孙子,还只上小学,就可以读懂。

古人的教学经验是值得我们借鉴的,古人编的启蒙教材更值得我们珍视,有一首诗十分形像地描述了当时的启蒙教育:

一群乌鸦噪晚风,诸生齐放好喉咙。

赵钱孙李周吴郑,天地玄黄宇宙洪。

三字经完翻鉴略,千家诗毕念神童。

其中有个聪明者,一日三行读大中。

《百家姓》、《千字文》、《神童》、《鉴略》等就是代代相传的启蒙教材。不仅在私塾里教,就是乡村里的冬书房也教这些教材。教的方法,只求熟背,不求甚解,就像唱一样,诵读久了就会烂熟于心。肉烂自香,书烂自通。这是成就人生的最好的教学方法。幼儿园、小学阶段是人一生中记忆最好的年龄段,在这个年龄段让他们记熟最有用、可以陪伴他一生的好书,这是中国古人创造的最值得后人继承的东西。有人说人在十三岁之前记忆最好,我发现,十二三岁孩子的记忆力没有十来岁的好,十来岁的没有八九岁的好,八九岁的没有六七岁的好。因此,让孩子们上了中学读《四书》,已经有点晚了。幼儿园读,小学读,上了中学继续读,才是最好的选择。

儿童启蒙教育,重在养正、养志上,立德、建业上。国民的教育贵在维风俗,正人心上。如果能让《四书》进入幼儿园、小学、中学生的课堂,就意味着这种文化就进入了整个社会。如能那样,中国的教育就会从根本上得到改变。

(作者为陕西省佳县燕翼书院院长)

(《光明日报》2008年7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