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作者：张帆《光明日报》（2017年12月02日11版）

【国学动态】

“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暨第十五届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日前在武汉大学隆重召开。此次会议由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等主办，来自海内外的80余位学者在多学科视野下探讨了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

本次会议论文，近三分之一探讨了科举史、科举评价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古代社会复杂多样的关系等问题。陈兴德借由“乌托邦”的话语和叙事，从多元的视角去挖掘科举考试各要素在科举宪制三维中的不同“权重”，进而探讨对人才的明确诉求。张剑通过对清代科举文人官年与实年的大数据进行定量分析，总结出清代科举文人官年减岁等六大规律，对清代人物生卒年考订和清代科举文化史的研究皆有裨益。

很多论文着眼于科举与文学、思想、文化的关系问题，精彩纷呈。张德建考察了正文体运动与明代思想秩序重建的过程，指出国家意识权力的强制作用与士人长期受正统思想浸染两种因素的合力，将正学术、正文体、正士风三位一体的思想控制活动推向整个社会。连文萍另辟蹊径，以明代士族女性邹赛贞的科举诗为切入点，对照其家族成员的科名仕宦等史料，试图挖掘历来不被重视的女性在科举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科举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历来是科举文化研究的重心之一。侯美珍抽丝剥茧，对“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的断句与内涵进行细致考察，并对洪武初年乡会试两场考试内容加以辨正，指出洪武初年实则仅出诏、诰、表三题。陈水云围绕《论文四则》《菜根堂论文》《论文约旨》《惺斋论文》四部专谈八股文法的言论，探析乾隆时期八股文的写作与评价标准。鲁小俊对《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四川尊经书院部分生徒的生卒年加以订正，并略证《四川尊经书院举贡题名碑》中的官年现象。这些考据与辨正，对于更为准确地认识和分析科举考试，深化科举学的研究，有着重要意义。

在历史学视野中应该如何观照科举，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刘海峰呼吁，在当今复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应该加强科举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刘佰合考察了明清时期徽州科举牌坊的存续时长、丰富内涵及广泛分布情况，进而追寻这一符号作为科举社会表达物的深层价值。冯用军以江南贡院及其管理现状为契机，分析其在保护与开发中的问题与成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科举“乃国家抡才大典”，这种考试选才制度对于今天的教育考试事业，仍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杨齐福以清代朝廷在台湾地区开科化民为例，分析了科举考试在台湾社会转型过程中的意义。冯建民指出，面对科考竞争，士人形成了以个体勤奋好学为主体，以家族积极支持和社会助学为辅助的自修学习模式，这对于提升民众素质、加速经典普及发挥了积极作用。

据悉，这是武汉大学第二次举办科举制与科举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由陈文新教授组织的学术团队，先后主持完成了“历代科举文献整理与研究丛刊”“中国科举文化通志”等大型丛书，目前正从事科举制度与现代文明相关问题的研究。武汉大学已成为国内外研究科举制度、科举文化的重要阵地。

（作者：张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