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念、术语是特定学科赖以建立的基石。概念不仅是词汇，更是活态思想表述的窗口，其意涵的发生流变、伸缩变换，“提示”着一个学科思想观念、学术体系的变迁。在文学学科中，“文学”就是这样一个关键词或核心概念。
文学是什么？文学的特性和门类有哪些？文学与非文学的边界何在？很多学者对此不以为然，因为大家早已将词典、教科书中的定义视为一种常识：文学，即“以语言文字为工具形象化地反映客观现实的艺术，包括戏剧、诗歌、小说、散文等”。殊不知，这一标准化定义只是文学诸多义项（文章博学、文献经典、学问、技艺、语言艺术等）之一，即“去简化”后的文学现代义，其隐去了文学语义演化过程中多元芜杂的历史文化信息。常识总会被人不假思索地滥用，但对一个理当严格、规范的学科来说，文学需要首先澄明作为该学科“知识基石”的文学概念的前世今生，否则势必造成各家自说自话、概念误植、名实错位以及术语使用中的不规范。正是在这样一种问题情境下，十年来，余来明教授始终以文学概念为中心深入研讨，发表了《在历史中理解“文学”概念》等文，继而又出版了被方家誉为“上穷碧落下黄泉”“考证缜密，议论翔实，体例恢弘”的力作——《“文学”概念史》（人民文学出版社2017年3月版）。或出于“无意之有意”，作者将文学加上了引号，这既是对焦点概念、问题术语的明确，也可看成是一种“悬置”“加括弧”式重审与反思立场的彰显。
“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
针对文学概念的历史建构，无外乎两种方法：一是就每一时代的文学观念下，分析整理所有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二是就现代文学观念下，去寻绎擘画前代的史料，以见其史的流变。第一种方法可称为“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法，第二种可称为“以后世之理论决事实” 的主观法。“词义可以通过定义来准确界定，而概念只能被阐释”。余著倾向于“以事实决事实”的客观法，并且在兼采传统考据学、现代概念史以及古今中外比较等方法论精髓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可名为“历史文化语义学”的研究新法。
历史文化语义学的要义，不止局限于对语义作历时性研究，它要求论者在对语义进行考察时，着力于开掘语义变化背后所蕴藏的历史文化意涵。它通过考察关键术语和概念在不同用例中反映的语义变化，探悉由此传递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多方面含义。就“文学”而言，从最早“文章博学”“孔门四科”之一的杂文学概念，演化到现代以文字表达情感的“语言艺术”的纯文学概念，中间经历了古今词义伸缩变换、中外文化互动对接的复杂历史过程。古今中外文学概念有差异性与易变性，如不对其内涵、外延作明确界定和辨析，势必造成理解上的困难，给文学史、文学理论的书写带来误导。作者解释，将“文学”概念置于历史情境中加以考察，目的不是要对“文学”进行准确定义，或者为“文学”的疆界划定精确范围，而是希望通过追寻汉语“文学”概念演变的历史轨迹，重新审视概念生成、演化的当代形态，由此展开一段生动的思想史、文化史之旅。
“文学”语义的“知识迁移”
与“跨语境旅行”
陈寅恪先生尝言：“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名），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受益于古典文学和历史文化学的丰厚学养，作者始终贯彻材料第一的学问立场，“文学”语义在古今中西不同语境中的“知识迁移”与“跨语境旅行”，或者说作为活态、在场的“文学”的历史现场，亦借此向当代敞开。
全书从“文学”的古义、新名，到“小说”“戏剧”，再到话语确立、分科立学，直至“中国文学”的概念生成、“文学”边界的重新厘定等，均采取了分章立题、各有侧重、以史带论、考论结合的研究策略。无论是引经据典抑或中西日史料互参，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凡所言必有所出，总体上形成“个性”（观点）隐于“他者”（材料）的低调风格。这样说并不意味着作者食古、食洋而不化，没有自己的判断。例如讲到文学概念“多面的历史”时，作者先是罗列章克标、颜惠庆、舒新城、戴叔清、曾毅、汪祖华、郁达夫等学人以及笹川种郎、太田善男、长泽规矩也等日本学者对“文学”的定义，然后引出个人之见——“近代分科体系中的‘文学’，是在汲纳西方（经由日本）近代Literature/‘文学’概念及其知识系统的基础上形成的。其中一个重要表征，是‘文学’概念的古今转换，由传统的广义学术、学问演变为指语言艺术的独立分科”。继而又说：“清民之际概念的转换虽多以西学汉字术语（许多为日译汉字词）成为常用概念而告终，但其间转换的历程却远比‘替换’更为复杂，在西方知识‘本土化’的过程中，有诸多因素（包括中国）的参与，西方话语的‘霸权’虽然无可回避，但彼时的中国学人并未真正‘失语’。”
一种“历史阐释”的叙事
探讨“文学”概念史的最大难点，表面看是材料及语言上的障碍，因为相关史料少见且多散布于年代较远的各种著作、译著等文献中，同时还涉及汉、日、英、德、俄等不同语言的对照互参。实际困难更在于，古今中外的学术各有其历史文化土壤和思维观念的巨大差异，因此，“还原”历史现场的关键，就是要通过史料、文献等“静态死物”，“重建前人的所作所为，重建过去所发生而如今仅留下印迹的事情”。否则，概念史研究只可能是文献、语料的叠加，读者看到的也只是事件、问题之间简单化甚或想当然的关联。基于上述考虑，作者运用了“以点带面”“以小见大”的写作法，不求面面俱到，只求在重点、节点性事件和问题上说清、说透。例如，该书名为《“文学”概念史》，但作者并不贪大求全，而是酌情将重心集中于中国文学概念的近现代转型。这样做不仅可承上而探中西“文学”古义之源，也可启下以寻“文学”自西徂东，包括接受日本（中介）影响的历史路径和对接机制；不但能综观中、西、日多元因素在“小说”“戏剧”“文学史”等概念生成上的复合作用，而且能微观中国传统因素影响近邻日本的“回流”。
再如，在节点选择上，选择的都是一些“在某些情境及诠释里”引发“争议与问题”的“关键词”。作者胪列比较了林传甲、黄人、笹川种郎、太田善男等人关于文学体裁的取舍，最后得出的结论或“迷思”是：由于国人在“文”的观念上的古今差异和近代“文学”概念的中外交汇，各家对文学属性、范域的理解与历史的实际状貌之间存在明显“落差”，其或杂或纯，或守陈或现代，无非是作为逻辑起点的“文学”观起着决定作用，文学史也因此呈现出含混、矛盾的多面性。又如，在论“文学革命”时，该书延续了呈现与强调问题复杂性的风格，指出整体看清末民初的“革故鼎新”论虽颇为普遍，但若单独看“文界革命”“诗界革命”“曲界革命”“小说界革命”话语，时人对“文学”其实并未形成整体、稳定的观念。概言之，文学概念固然是在国人迎受西学的语用实践中形成的，但中西日文化互动绝非一个单向流动、简单移植的线性过程，其间的复杂性与断裂点尤当引人注意。
概念史研究不仅考验学者搜集、解读材料的能力，更在于拷问阐释者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该书对“文学”概念的聚焦，尤其是对中国“文学”观近现代转型之复杂性、断裂点的考察，与其说是一种还原“历史事实”的努力，毋宁说是一种“历史阐释”的叙事。事实和阐释之间本无截然分界，高明的学者往往善于在重构中保持二者张力，从而让历史现场得以“再生”。我们不敢说该书作者在这点上已经做到最好，但能感受到一份真诚与努力。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艺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