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进一步推进中国哲学研究，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于日前召开“如何在西方学术机构研究中国哲学”主题讨论会。会议由汉斯教授召集并主持，北京大学安乐哲教授（Roger Ames），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主任安娜教授（Anne Eusterschulte），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史蒂芬教授（Stefan Gosepath）、米切尔教授，以及来自柏林自由大学、洪堡大学哲学系的部分师生、访问学者、中国哲学爱好者等五十余人参加了这次讨论会。
会议主要围绕如何理解与研究中国哲学展开讨论。安乐哲教授首先回忆了他在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的经过：与美国其他大学不同，从建系伊始，夏威夷大学便重视中国哲学研究，并将中国哲学研究作为哲学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经过几十年积累，在中国哲学经典翻译、中国哲学专业人才培养、中国与西方哲学比较三个方面，夏威夷大学哲学系均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为德国精英大学哲学系研究中国哲学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
中国哲学研究在立足传统的基础上，也积极消化吸收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借鉴西方哲学的研究方法，为中国哲学发展注入活力。随着中国哲学的蓬勃发展，作为西方哲学研究重镇的德国精英大学哲学系，也开始关注并引入中国哲学研究。汉斯教授指出，中国对于“哲学”概念的理解，从早期狭义的“爱智之学”，已发展到现在广义的“指导生活方式的智慧”，中国与西方哲学是面对生活及回答人类终极问题时产生的两种哲学类型。史蒂芬教授指出，中国与西方哲学对于相同问题有不同回答，这丰富了哲学概念的内涵，提示我们可以从最根本的哲学问题中寻求相互理解，在思考回答共同面对的现实问题中加强合作。对待中国哲学，应避免采取高傲的、轻率的、不理智的态度，而应当保持平等的、审慎的、明智的态度，加强相互对话、相互理解、相互尊重，乃至相互欣赏。安乐哲教授谈到中国哲学的世界性：正如贝多芬音乐、康德哲学不仅是德国的，也是世界的，能够得到中国听众、学者的认同；同样，中国哲学不仅是中国的，显然也可以被西方哲学研究者理解诠释，融入西方哲学研究中。
针对汉斯与米切尔教授在哲学系引入中国哲学研究面临的问题，与会专家进行了深入讨论。中国哲学经典翻译是哲学研究的基础。莱布尼兹、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的重要哲学著作都有中译本，有的还不止一种，乃至一些相关的研究著作也有中译本，而许多中国哲学的经典至今还没有英译本，更不用说德文译本了，依靠西方学者翻译中国哲学经典的前景不容乐观。这提醒国内学者在翻译西方哲学著作时，也可以考虑翻译中国哲学经典及优秀的研究著作，向英语及德语国家介绍中国哲学。
与会专家讨论了不同研究层次面临的问题：对于尚未涉足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普及类的中国哲学工作尚待展开；语言是哲学的载体，对于已经深入中国哲学研究的学者，应加强汉语学习，从汉语语境中深入理解中国哲学；对于专门从事西方哲学研究的学者，可尝试附加研究中国哲学相关领域的问题，如研究康德道德哲学的教授，可以尝试挑战研究阳明学的知行合一等。“横看成岭侧成峰”，庐山在不同角度景观风貌各异。以西方哲学为背景的学者在看待中国哲学时，通常会展现不同于中国传统研究的新视角，这会促进中国哲学的丰富多样化，也是西方学者研究中国哲学的优势。
与会专家谈到中国哲学的流动性、发展性。佛教传入中国后，中国在大量翻译佛教著作时，也在消化吸收佛教的思想资源，发展出禅宗等中国本土佛教的新形态，产生了重视心性的宋明理学。中国现在正成为世界哲学翻译的中心，是世界哲学发展的重要力量。中国在翻译研究西方哲学著作时，也产生了本土化的西方哲学形态，并带动中国哲学创造性发展。西方学术结构的哲学研究不能故步自封，如安娜教授指出，中国学者在诠释西方哲学的自然、道德等概念时，又进行了发展。西方学者通过研究这些发展，可引发思考传统概念诠释的新维度。与会专家普遍认为，西方学术机构引入中国哲学研究，应以内生的、自发性的动力为主，这会使得研究更为持久、思想更为深入、方式更为灵活。
总之，本次讨论会代表了德国精英大学哲学系引入中国哲学研究的先声，既是对前期研究经验的小结，总结了问题与挑战，也为今后西方学术机构从事中国哲学研究提供了前瞻性指引，指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及发展机遇。柏林自由大学哲学系的汉斯教授（Hans Feger）与洪堡大学哲学系的米切尔教授（Michael Beaney）致力于推动中国哲学研究，在哲学系开设中国哲学课程，邀请中国哲学研究者访问，多次筹办中国哲学主题的会议。他们关注中国哲学的生活智慧、中国哲学对于哲学终极问题的思考以及西方哲学经过中国哲学吸收后所展现的新形态。
作者：张昭炜（武汉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
《光明日报》（ 2019年02月1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