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者说】

  在世界文明的百花园中，中华文明无疑是最耀眼的那一朵。冯天瑜教授新著《中华文明五千年》近日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该著作为一本国民通识之书，以时间向度的中华民族发展轨迹为研究主线，以空间向度的“事件”为轴，对中华五千年文明演变过程作了系统性介绍，提供了人们了解中华文明和认识中华文化的基本门径。

立基于作者文化史研究的丰厚成果

  通过《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冯天瑜教授将其一生积累的文化史的知识、广博阅历、炉火纯青的智慧，融会贯通后提炼、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中华文化五千年发展脉络。早在19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冯天瑜教授就进入中华文化史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批开创性成果，如早期著作《明清文化史散论》（1984）即对明清时期思想文化展开了富有创见的探讨；《中国古文化的奥秘》（1986）则对中国文化诞生的土壤以及古代科技、文学、艺术、史学、思想等进行了讨论。而《中国文化史断想》（1989）这一论文集对文化本质及其结构的剖析以及对儒学经世传统进行了论述。进入1990年代之后，冯天瑜教授更是佳作迭出，饮誉学林，如《中华文化史》（1990）讨论了中华文化数千年的演进轨迹以及文化生成机制；《中华元典精神》（1994）则探讨了元典精神对本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思维定式等方面的影响

  进入21世纪以来，冯天瑜教授在思想上高屋建瓴，在学术上自成一家，如《中国文化发展轨迹》（2000）论述了从原始文明开始的文化发展、转型及现代化轨迹。《解构专制：明末清初“新民本”思想研究》（2003）对明清时期新民本思想进行了探讨。《中华文化生成史》（2013）则完善了其以往的文化生态理论，并对中国文化的结构特性、科举制度以及中国文化的前瞻性问题做了研究。《中华文化生态论纲》（2021），是其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的集大成之作，提出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制度三层次的结构性文化生态理论，呈现出中华文化生态之全貌，揭示了历史演变之轨迹及其背后的深沉背景。2022年新出《中华文明五千年》，在导言中,提出“文明”的定义，并阐明该著探究的文明涉及器用、制度、行为、观念诸层面，重点在观念层面；奠定了关于中华文明史的本体论基础，确立了研究中华文明宏观尺度，向读者展示了一幅从“人猿揖别”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恢宏画卷，其中对中华文明生成机制的论述，尤其发人深省。

  1994年，冯天瑜教授始致力于系统研究中国文化的生态环境和文化发生机制，提出了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国际条件四个维度综合作用的中国文化生成机制。在之后的研究中，冯天瑜教授一再充实、改进其文化生态理论，2021年《中华文化生态论纲》中将中华文化生成机制总结为地理环境、经济土壤和社会制度三层次。但在《中华文明五千年》中，冯天瑜教授又回到了其最初的思考原点，这也是其立足于当下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所做出的选择，在新的参照系里，“中华民族怎样才能使自己的文明焕发活力从而迎头赶上？”这大概也是冯天瑜教授想要引起读者共同思考的中国文化发展的重大问题之一。

  从《明清文化史散论》到《中华文化史》《中华文化生成史》，再到《中华文化生态论纲》和《中华文明五千年》，专题性与总体性研究交映，冯天瑜教授关于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思考日益深入，一以贯之，滴水穿石，日臻化境。

展示五千年中国赓续不断的文化脉络

  《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书共分10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演进轨迹、中国文化精神和中外文化交流等问题，以历史的视角阐述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规律和特殊性，是冯天瑜教授关于中国文化史研究学厚积薄发的普及性著作。

  第一，通过纵向结构统摄横向空间，展示出五千年中华文明清晰的演进轨迹。

  《中华文明五千年》立足于历史的制高点，用一种“横切纵通”式的文化史研究范式，通过设立鸟瞰整个中华文明发展历程的宏观框架来包容空间上的重大事件，让“事件”在长时段的“历史结构”中得到深刻的阐述。大约在80年前，钱穆（1895—1990）曾提出，研究文化“不要单独着眼在枝节上，应放宽胸怀，通视其体”。研究文化要自其汇通处看，不应专就其分别处看，要从其复杂的各个方面了解其背后的完整性，否则就可能陷入一种文化偏见。

  《中华文明五千年》在纵向的历史结构中，铺陈自黄帝而下的中华文明演进历史进程，如大河奔流，全过程地展示了五千年中国文明波澜壮丽的历程，以及赓续不断的文化脉络。全书总结归纳中华文明的特质，作为一种总揽性纲要，体现出中华文化的整体性。如该书将中华民族的族群性格归纳为重人生、讲入世的人文传统，以“求善”为旨趣的“伦理型文化”，尊君重民的民本传统，中庸和谐的精神，以及中华文明的延绵韧性。进入近代转型阶段，文明的器用层面、制度层面、行为层面、观念层面变革任务渐次提出，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古代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断文明体的历史事实。

  第二，以横向空间上的重大事件，体现出中华文明不同于其他文明体的独特品格。

  在长时段“历史结构”的框架下，全书抓住不同时代最能体现这一时期的历史事件展开，体现出中华文明史的独特性。如秦汉时期的古代科学技术、隋唐时期科举制度的发展、两宋时期理学的影响以及清末五四时期中华文明遭遇冲击后所产生的社会结构新变等。冯天瑜教授不仅瞩目于汉民族文化，而且十分关注少数民族与汉民族的互动与融合，由此有力地揭示了中华文化融合博大的基因，以及多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文明的历史内蕴。

  如，冯天瑜教授在论述春秋战国时代（第三章《多元私学》）在中华文明进程中的地位时，就选取了最能体现中华文明特征的6个标志性事件（分为6节）：东周天子式微，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转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开始进入一个“道术将为天下裂”的春秋战国时段，多元文化发展的灿烂景观。私学兴起，“士”阶层勃兴，战国年间呈现出百家争鸣、多元文化并进发展的盛况，并产生了极高的思想成就。在诸子思想传播区域的基础上，各种地域文化在这一时期蔚然成风。而随着科学知识的进步，以“重民轻神”“民贵君轻”为代表的民本主义开始流播，并成为中华文化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文化元典的出现则初步建立了中国人的价值取向、公理体系和思维模式。这六个重大历史性“事件”，就构成了中国的轴心时代的基本内涵。

  中华文明跨度五千年，内容包罗万象，通史性写作较于专门史研究，对学者的历史文化学养要求更高。要定位历史事件本身的价值，就需要作者独具卓越的“史观”“史识”和“史才”。冯天瑜教授将“元典的订定”作为轴心时代的标志性事件，这是对“中华元典”的重要功能和作用的价值定位。其中又与冯天瑜教授的另一本专著《中华元典精神》相关涉，可谓是冯天瑜教授关于“元典”研究的结果在本书的应用。中华元典所贯穿的“一天人、合知行、同真善、兼内外”的融通精神，行健不息、生生不已的积极乐观主义，人道亲亲的人文传统，以及德业日新意识、社会改革意识、文化包容意识、守中和谐意识等，经过世代融汇创造和转化，形成了民族文化原创性和内生动力之源，影响到中华民族的族群性格。

  本书的优胜特色之处，就在于冯天瑜教授研究中国文化史长达半个世纪，对中国文化史的流变熟稔于心，因此在历史书写时，成竹在胸，删繁就简，提炼出各个时期文明成长和发展的标志性事件。随手拈来，纵向时间和横向空间互为融通。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不能将文化普及性著作误读为缺乏理论创新的读本。恰恰相反，全书到处透出理论创新的支撑。如本书对“文明”“文化”“中国”“中华”等关键概念的界定，对中华文明生成机制的四维结构性阐释等，是冯著《中华文化生成史》和《中华文化生态论纲》等观点的精练和深化。

  冯天瑜教授在补充的《中华文明五千年》“题记”中，专门对“文明”进行界定：“文明是人类脱离蒙昧、野蛮状态的社会行为及其结果的集合。”在“文字发明和使用，金属工具发明和使用，国家出现”这一通行标准外，又依据中华文明作为典型农耕文明的特征，引《易传》“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之说，把农业的产生视作文明开端，显然是基于中华农耕文化总体性特征的创新之观点。

  对于基础性和关键性概念的厘定，是众多文化大家关注的核心命题。如关于“文化”和“文明”的概念，从梁启超到钱穆再到冯天瑜，都对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讨论和界定。梁启超（1873-1929）认为：“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积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易言之，凡人类心能所开创，历代积累起来，有助于正德、利用、厚生之物质的和精神的一切共同的业绩，都叫做文化。”梁漱溟（1893-1988）指出：“文化并非别的，乃是人类生活的样法。”贺麟（1902—1992）认为，“文化就是经过人类精神陶铸过的自然。”他们都持一种大文化观，把“文明”界定为人类理性作用于自然界的产物，把“文化”视为人类的生活方式。钱穆（1895-1990）《中国文化史导论》（《弁言》）对“文化”和“文明”进行了区分：“（文明与文化）国人每多混用。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而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冯天瑜教授在本书《导言》中提出“文明界说”，认为文明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对象化的过程与结果，包括外在文明产品的创制和内在主体心智的塑造，因此，文明分为技术体系和价值体系两大部类。技术体系表现为文明的器用层面，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方式和产品的总和，是整个文明大厦的物质基石。价值体系表现为文明的观念层面，即人类在社会实践和意识活动中氤氲化育出来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凝聚为文明的精神内核。这一核心概念的科学表述，是冯天瑜教授对“文明”这一被前人已皓首穷经研究多年“元概念”的承继、发展与再思。

体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感

  此书是冯天瑜教授在湖北省人民医院的病房中拟就。他在病榻上克服病痛，左手吊瓶，右手握笔，以病躯力撰《中华文明五千年》书稿，真实地体现出冯天瑜教授“文以载道”的历史使命感与“为往圣继绝学”的人文情怀。

  中华文明自商周以来，数千年间，条理有贯，记载分明，从未中辍，这种经久不衰的连续性，在世界各文明形态中是独一无二的，也是中华文明内在生命力在历史长河中的展现。如何阐释中华文明进程中再造自身的文化结构，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需要的（历史）文化选择机制，并揭示中华文明成长和发展的“奥秘”。此即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所追求的主旨。正如该书《导言》中所说：“中华文明作为一个‘东方之谜’，引起巨人注目；而中国人自己当然应该责无旁贷地去探索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文明的奥秘。”

  笔者曾于2017年承担了国家重点研发课题《基于数据分析的国家文化结构与国民文化传播研究》任务，在深入研究中国国家文化结构的过程中，发现中国作为文化认同型国家，在国家文化结构上体现为一种以历史文化为核心的内隐结构。先秦时期，华夏族群创造出文化，文化又凝聚中华民族。中华民族不以血统（体质人类学）而以文化（文化人类学）作为标准，建构一种文化型国家，正如钱穆所言：“只要是同文化，便成为同民族，以人文为体，以化成天下为用。”因此，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增强国民文化认同感的基石，使其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之时能够有足够的民族文化自信。正如冯天瑜教授所言，中国现代文明必然在“古”“今”“中”“外”的因革中演化。我们可以借鉴西方科学文明，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内核，是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动摇不了的。

  冯天瑜教授在四十余年的研究生涯中，参与构建现代学术意义的文化学及中国文化史学，致力于中国文化生态、中国文化特质、中国文化转型、中外文化互动等问题的研究，并对全球文化生态环境、世界文明发展趋势等重大问题进行了思考和反省。这种“文化自省”正是历史文化学者当代使命感的表征。

  《中华文明五千年》及其系列成果，以平实、凝练的语言，逻辑严密的结构以及图文并茂的内容组成，厘清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承担起向大众进行文化普及的时代责任，它在促进广大民众的文化理解和文化认同方面，“振叶寻根，观澜溯源”，可谓厥功至伟。《中华文明五千年》标示了冯天瑜教授在中国文化史研究上的卓著贡献——在长时段的历史结构视野下，探讨中华文明起源的背景和历史演进的阶段，阐明中华文明的当代价值和现实意义，而这正是建构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重要根基。

（作者：傅才武，系武汉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  本文图片均选自《中华文明五千年》）

 本文转载自《光明日报》2022年5月19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