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24年7月5日第13版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课题。面对时代的挑战，中国文化的健康发展需要我们虚心学习各国、各民族、各族群的经验，博采众长，援外于中，同时调动自身的文化资源，努力推陈出新，返本开新。

今天，中华文化的发展面临复杂的场景。从时间轴来看，文化绵延，有传统与现代及过去、现在与未来的历程；从空间轴来看，文化广阔，有东方与西方、中心与边缘的差异。因此，我们讨论中国文化，只能立足现实，继往开来，在现实性的基础上调动传统，面向未来。我们对中国传统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价值观念文化的内涵、样态与表达予以改造，并赋予其时代性，激活其生命力。

中国文化不断发展，不同时期的文化各有其特色，如人们常说的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等，虽不免以偏概全，但也说明了不同时期文化风尚的差别。先秦诸子百家争鸣，汉唐盛世雍容博大，宋代市井丰富多样，留下了宝贵的文化基因。南宋以降，中国传统的主流文化，简略地说即儒释道文化，通过简易化、普及化，不断深入人心。民间老百姓不一定读过四书、五经，但通过唱戏、说书、蒙学读物、民间谚语等，耳濡目染的是饱含着中华民族价值观的话语。

我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神特质归纳为六点：“和而不同，厚德载物；刚健自强，生生不息；仁义至上，人格独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整体把握，辩证思维；经世务实，戒奢以俭”；把中国哲学的精神与特点概括为七点：“存有连续与生机自然，整体和谐与天人合一，自强不息与创造革新，德性修养与内在超越，秩序建构与正义诉求，具体理性与象数思维，知行合一与简易精神。”

《中华文化根脉》郭齐勇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我们要扬弃中华传统文化。“扬弃”这个词包含着两层意思，即既克服又保留，也即我们常说的“批判地继承”。因此，我们在理解传统文化的优长与价值时，又必须深具自我批判的精神，正视并反思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内在缺失与不足，这恰好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题中应有之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在中国的土地上，中华传统文化、西方近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不断融合，形成了今天的中国文化。中华传统文化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土壤，二者有契合之处。我们的中、西、马相融合的现代文化是主体性的文化，是有本有源的，其根源就在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传统开放包容，因此与外来的文化，尤其是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中、西、马相融合的传统也有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两创”的结晶，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一步“两创”的基础。应当指出，当代中、西、马相融合的新型文化的建构，包括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改造，既非全盘接受，也非全然抛弃。对传统文化最成功的继承和弘扬，就是不断创新，把外来的、多样的、现代性的内涵融入民族文化的内容与形式中。对外来文化，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成功引进、吸收和消化，也是与时俱进的发展、创新，把现代性的因素结合到中国文化中来，进而改造现实与传统，重塑当代中国精神。我们的传统文化也有一些不足的地方，如缺乏知识论的传统、细密的论证方法等。当下，数字技术、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飞速发展，知识的生产、传播和应用，已经颠覆了传统。在现代，我们要进一步重视、拥抱科技革命，在中国社会与文化的发展中，科学、逻辑思维的前景十分广阔。同时，我们又要避免科学主义与技术主义的偏颇，用人文精神加以补充与协调。马克思主义倡导建立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理想社会。建构和完善民主、自由的价值与制度，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近代以来，数代中国知识分子为争取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做了不懈的努力。我们主张并鼓励个体有自由的心灵和独立的个性，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主张自由地思考、自由地表达、自由地发展。中国文化不是过去时，而是现在时，也是将来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现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做一个现代的中国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新时代的人的精神人格、精神面貌、安身立命提供了一些思想背景、根源性的东西。

郭齐勇：武汉大学哲学学院与国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学院名誉院长，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荣誉主任。